从“工人阶级”到“打工人”

　　传统“工人阶级”指向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产业工人群体，其共同特征是集中化生产、集体劳动、明确的劳资对立关系。而“打工人”概念的泛化，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劳动形态的转型：

　　后福特制生产模式下，零工经济、平台经济兴起，劳动者从工厂车间分散到外卖、网约车、自媒体等非标准雇佣领域。劳动场所的碎片化削弱了传统工人阶级的空间集聚性，集体行动能力被瓦解。“灵活就业”“劳务外包”等制度设计模糊了直接剥削关系。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被技术平台或中介机构遮蔽，阶级矛盾被转化为个体与“系统”的对抗。白领、程序员、服务业从业者等群体被纳入“打工人”范畴，表面上消解了“脑力/体力劳动”的传统对立。但这种泛化掩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普遍占有——无论劳动形式如何变化，剥削的本质未变，反而因劳动强度、不稳定性的加剧而深化。

　　“打工人”以自嘲、戏谑的姿态出现，剥离了“工人阶级”一词内含的历史主体性(如革命传统、解放使命)，将阶级身份简化为“为生存奔波”的个体境遇，消解了集体抗争的合法性。在数字时代，这种话语困境与资本剥削的新形态相互交织：资本通过消费符号(如“精致打工人”“职场精英”)制造虚假的阶层上升通道，将劳动者的价值实现导向商品拜物教领域，与算法监控、KPI考核等“数字泰勒制”共同构成控制网络。劳动者的数据、创意、社交关系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却无法掌控劳动成果分配权，甚至被迫将自我工具化为“人力资源”，通过“内卷”参与更深层的自我剥削 。主流媒体与商业资本合谋推广“打工人”话语，将其塑造为“奋斗正能量”的象征，这种叙事将剥削合理化，暗示“苦难是成功的必经之路”，既遮蔽了制度性压迫的结构性根源，也使“打工人”话语隐含的自我矮化(如“早安，打工人”“累死累活像条狗”)成为常态——劳动者在无形中将异化状态视为不可改变的生存现实，丧失了对“自由自觉活动”这一人类本质的追求。

　　无论劳动形式如何“新潮”，剩余价值攫取始终是资本的核心逻辑。“打工人”取代“工人阶级”绝非简单的语言游戏，而是现代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全面渗透，对阶级主体进行解构与重构的意识形态工程。在零工劳动者、知识劳工、服务业从业者等群体中，虽存在劳动形式差异，但被剥削的本质相通。阶级话语的消解不等于阶级消亡，马克思主义者们要穿透话语表象，在流动的雇佣关系与碎片化的生存状态中把握阶级剥削的连续性，为新历史条件下阶级意识的重塑提供理论武器，唯有通过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造，才能真正终结“打工人”的异化命运，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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