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党初期到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的时候，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有说57人的，有说58人的，具体人数已很难考证。

　　以当时环境下的视角去看，可能很难想象分散在全国各地的50多名党员，其中大多数还只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能对中国革命掀起怎样的波澜。

　　即使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夕，孙中山在看待这个组织的时候，还曾认为他们“不过是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的一般青年的小组织。”

　　不仅是孙中山这么认为，在我党成立之初，全程参与和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曾说：“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党只能进行秘密工作”、“同华南的国民运动没有保持联系”等等，反正整体上就是十分弱小，这种弱小从孙中山和马林的口中呈现得更加客观和具体了而已。

　　他们初期有些什么资源呢?

　　从外部看，有一些共产国际的资源支持，这些支持主要以理论、经验、经费三项为主，比如一大的纲领、宣言和决议，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完成的。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找了看一看，它们几乎是照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的基本观点誊写了一份。

　　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主要是四个部分：

　　1，推翻资本家政权;

　　2，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为止;

　　3，消灭私有制，没收土地、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

　　4，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第三国际。

　　从这个主要的核心纲领去看，不能说它不正确，但是当时的决议里，支撑这个纲领的具体内容方面却十分空洞。也就是说，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纲领，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能写的东西很少，因此就显得很空洞，只能先把长远的目标提出来再说。1958年6月，毛主席在《党史资料汇报》这个刊物上又看到了一大的这个宣言和纲领，便写了一个评语，评价到：“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

　　但不论怎样，在当时能帮助我党在理论上把一些基本的东西梳理出来，先把主义的旗帜立起来，从这个角度上看，这种理论上的帮助和支持，又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事实上，一大的纲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也是被视作一个将来更高的奋斗目标来看待的，要说初心，一大的纲领可能才更准确，更真实的反映着初心。不要小看这种理论上的旗帜，历来统治集团，一般的群众运动它是不怕的，但是有纲领，就口号的，即使规模很小，他们也往往非常忌惮。

　　从经验上看，初期的实践尝试，也主要以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为主，也就是组织工人，建立工会，推动罢工，最后实行工人的暴动和起义这种革命路径。所以，我党早期的各种工作，基本都是围绕着工人运动来展开的。当然，不止是工人运动的经验，包括如何搭建组织结构，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实现集体领导的委员制、实现党的领导的党代表制等，都借鉴和吸收了俄国革命组织的经验。后来国共合作以后，很多经验还运用到了国民党的改组之中。

　　从经费上看，整个初期我党的经费占比里，共产国际的支持占到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当时的党员，大多都是些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代表，除了少数像陈独秀、李大钊等在高校任职，薪水高一些外，大家都没什么钱。因此通过党员们自筹经费的占比就很低，尽管他们已经尽很大的努力自筹。陈独秀每月300银元的月薪，捐献200，李大钊每月120的月薪，捐献80，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二。

　　后来还有一个硬性规定，超过30块月薪的，大家缴纳的党费需占10%，借以希望形成制度性经费来源。此外，当时的经费来源，还包括一些社会募捐、海外华侨捐助、以及很少一部分的自营机构盈利。比如当时湖南帮助工人筹建消费合作社，以便降低工人消费成本，结果发现合作社不但大大降低工人消费成本，居然还能盈利，但总归这些来源都很不稳定，很难持续。

　　而且尽管如此，这些钱要维持党的运作，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只是算具体工作的经济账的话，那他们干的几乎全是赔本的买卖，比如你要帮助工人办夜校、你要给工人搞宣传、给农民办学校，这些东西只能往里贴钱去干，是完全不可能按照商业盈利的视角去干的。

　　所以其实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一直在提供经费上的支持，并且占各种经费支出的比例很高，有学者专门统计过，1921年-1927年，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常常占到了各种支出的70%以上。这种情况，直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土地革命开启，建立了“内生性造血”的财政体系，才算从根本上扭转了“外部援助”的局面。

　　从这些最初的外部资源去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为什么很长一个时期内，共产国际的影响很大。当然，这种各方面的援助和指导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这些是外部资源，从内部去看呢?

　　从内部看，真的可以说是除了一个主义之外，啥资源也没有。但是这里说主义，也不是空洞的说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径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由一开始的思想大杂烩，到不断的反复对比，又到社会实践中的不断深化，最后在1920年夏天到冬天的这个阶段里，才确定了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的情况是这样，很多信仰坚固的党员的思想路径多半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从当时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书信往来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人的思想转变过程有很大的一致性，甚至蔡和森的思想转变过程还更早一些。

　　具体过程，可以看看前两篇文章。

　　从新思潮到马列主义(1)

　　从新思潮到马列主义(2)

　　这种信仰，跟一般地谈论社会主义，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在新文化运动中，很多曾经对社会主义大加赞赏的人，最后走向反面的不在少数，比如国民党里有一个著名的右派分子戴季陶，曾经就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主张颇为赞同，还积极传播，但后来反对得最厉害的就有这个人。很多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谈公平公正，大谈互帮互助，大谈呼吁革命的人，后来成为四一二的积极鼓动者。甚至党的内部，也出现了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所谓叶公好龙者不在少数。

　　但不论怎样，即使后来先后经历四一二，经历长征那样的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是没有倒下，没有落地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也有人怀疑过边界的红旗能打多久，随后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也从井冈山的实践斗争中，回答了为什么边界的红旗能始终不倒。

　　旗帜不倒、红旗不落地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不管是外部援助还是内部力量，从能动性的角度去看，这些因素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是核心因素。但这些主观能动性能引起多大的作用，又与当时的历史进程、历史形势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以后，工人运动就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相较于清朝统治时期，是大大发展了。有不完全统计，从1912 年至 1919 年五四运动前，一共发生大小罢工 130 次，超过了辛亥革命前七十年罢工的总数。

　　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工人运动又远比之前更加发展，规模更大，而且提出了超出个人经济利益层面的革命口号。这与辛亥革命后，我们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同时，也与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有关。尤其是五四期间，工人运动在支援学生运动中，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令谁也无法继续忽视这一力量。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曾经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思潮的知识分子，才能从思想宣传和理论争论的小圈子里跳出来，开始尝试去组织和领导工人的运动，把这种工人自发的斗争，引导和上升到自觉的斗争上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就是代表工人无产阶级，武装工人无产阶级的理论。

　　而要引导这种工人运动，就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或组织，于是那些经过反复对比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才开始思考要成立一个党，以便来领导工人运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党，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再加上共产国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于是中国共产党才诞生。

　　所以，为什么后来毛主席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把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起点，放在1919年的五四，而不是1921年我党成立，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历史归根结底是群众创造的，是阶级斗争推动的，而不是少数几个人完成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起点是从五四开始，因为那被视作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视作共产党诞生的物质条件具备的起点。

　　当然，这不是说个人或少数人的作用就一定居于次要地位，而是说个人的作用始终要依托于历史进程来发挥作用。事实上，历史上出现某些个人的决策扭转历史进程的事并不罕见，但无论如何扭转，也必然依托于历史进程之中，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矛盾。

　　至于后来，从领导工人运动，到发现力量不足，进而走进农村，开始领导农民运动，这是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中谁也没有想到革命会是农村包围城市，胜利的办法不是城市工人起义，而是农村武装斗争，不过这都是后话。

　　总之，就刚刚成立的共产党这个组织本身来说，力量总归是极其弱小的。

　　但是再弱小，工作也总是要开展的。

　　当时各地区的党组织，最初开展工作的办法其实也就那几种，各地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

　　这些办法主要是这样几种：

　　第一，开办学校;

　　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般学校不同，当时我党开办的学校，主要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用后来的话说叫政治挂帅。比如，开办工人学校，除了教几个简单的字，交点简单的算术外，最主要的还是向工人宣传为什么他们过得那么苦，应该怎样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开办农民夜校也是这样，教农民“土”字怎么写的时候，不会只教农民这个“土”字怎么写，而是由此引出土地的分配为什么不合理，怎样才能实现合理等等。

　　学校当时主要也分两种，一种是面向青年，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和吸引志同道合的同志，一种面向工人、农民，用于宣传和组织工人和农民。

　　第二，创办期刊;

　　这类期刊主要的作用也是宣传，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分析一些社会现状问题。

　　第三，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在开展上述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和发展党员，扩大基层组织，这就是共产党成立最初的时候的主要具体工作。这个时候距离领导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毛主席在参加完一大，回到湖南以后，主要干的也就是这几件事。

　　他先是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其实从当时这个大学的办学理念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学校的目的。

　　它不像今天很多学校，都是些什么勤奋、笃实、诚信、务实、创新之类只倡导个人奋斗式的主旨和口号，这个学校的办学理念很明确：“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

　　个人奋斗式的主旨和口号，一旦放到社会生产中去看，与其说是培养社会人才，不如说是培养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合格的牛马，其中区别，大家自行体会吧。

　　湖南自修大学就是上面说的那种面向青年、面向知识分子的学校，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

　　此外，在组织工会，联系工人的过程中，毛泽东和李立三还开办了工人夜校，如安源路矿的工人补习学校。

　　之所以用开办学校这种办法来作为宣传基地和组织桥梁，也是有原因的，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当时整个社会的舆论是偏向于革命斗争、救亡图存、社会改良之类的，也就是说“救国”是舆论上的一种共识，是当时的一种政治正确。这一点跟帝国主义国家动不动要争霸、要抢夺、要强占、要赢赢赢的社会思潮非常不同。当时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各地军阀，比较能接受的救国思想，甚至有的还比较欢迎的一种思想，就是社会改良。社会改良中，教育救国又是里面最主要的一种改良思潮。这就使得地方军阀都比较接受办学这种改革措施，但是又苦于经费有限，之前我们说湖南的前任军阀张敬尧经常削减教育经费。因此很多地方也就比较鼓励私人或组织办学。

　　因此，利用学校来掩护党的工作，也就成为了一种比较适用当时环境的合法斗争的办法。

　　而不管是发展同志、吸收党员，还是给工人办学校，在当时的条件下，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最后一项工作服务的，那就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如何领导工人运动?

　　这同样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早在五四的时候，以上海为中心，工人自发的组织起来罢工，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声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就已经有很大规模。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也都有声援，尤其是产业工人越集中的地方，有组织的罢工就越多。

　　但是这种工人自己组织的罢工具有很强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主要表现为三点：

　　第一，罢工的目的主要是争取经济利益，而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权益斗争。

　　第二，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会，其性质也花样繁多，有行会性质的，有黑帮性质的，也有比较民主的工会性质的。

　　第三，非常分散，互相结成团体。导致不同工会，不同工人组织之间也常常有矛盾。

　　我们逐一来说说这三种具体的情况。

　　这里很多人可能难以理解，争取经济利益不挺好的嘛?工人不就为了多点工资，少点工作量而斗争嘛，什么政治利益，他们能有这觉悟?

　　其实这并不只是什么觉悟与否的问题，而是如果只争取经济上的利益，其结果往往是失败。以当时湖南安源煤矿的工人为例，他们罢工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工头拖欠工资、克扣工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自发的商议联合起来罢工，以便索要和领到足额的工资。

　　但问题时，由于劳动后备军的存在，煤矿并不缺劳动力，虽然工人的罢工可以暂时威胁到煤矿，煤矿企业会暂时的支付足额的工资，以便企业维持正常生产。但是随后他们就会招募新的工人来代替一部分罢工的，尤其是带头的一部分工人。很多无产者没有经济来源，工资微薄养活不了全家，有时候为了让自己还很小的孩子也去煤矿谋一份采矿工作，甚至故意报大孩子年龄，只为求工头招了他家孩子去煤矿。所以现实情况就是，企业很多时候并不缺劳动力，相反却是工人非常在乎那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

　　也正是这一原因的存在，所以企业剥削工人几乎是达他们身体所能承受之极限。

　　因此，如果工人只是把罢工斗争局限在经济上，其结果不但往往失败，而且就算暂时争取到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也会很快失去，要么失掉工作，要么换来报复。这也导致，有时候工头或保安队恐吓一下，工人们自己也就散了。

　　所以，罢工的目的就不能局限在为某个煤矿、某一部分工人争取经济利益，而是要争取工人本身应该拥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按时发工资、规定工作时间、不得无故开除等基本权利，并要争取把这些权利形成制度条款加以确定。

　　这些权利在当时那个死个人不如死条狗的年代，是极其宝贵的。

　　自发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在当时非常杂乱。有工人自发推举出来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工会，这种是属于比较进步的;有那种由行会老师傅组织和领导的，这种就相对落后，往往侧重于劳资调解，容易妥协，甚至会产生工人贵族;还有更落后的就是由帮会、地方保安团之类组织领导的，这种简直不是进步，而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他们特别善于引导工人斗工人，互相争夺地盘、资源。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考察工人运动情况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帮会性质的工会，或是帮会组织工人互相抢夺资源，互相争斗的景象。后来他回去给共产国际作报告的时候，评价上海工人运动时说的是：“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上海滩帮会的影视剧，可能素材就来源于那个时期。

　　而当时马林在广州看到的工人运动，他的评价却颇高，认为广州的工人运动已经具有“现代工人组织”的形式，比较能代表多数工人的利益。而广州恰是深受孙中山所影响的地区，这一点是后来国共合作的其中一个原因。

　　自发性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不同的工人团体之间缺乏联系，非常分散。实际上也就是没有更大规模、更大组织的工会，工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也比较差。比如一个地区的罢工，往往因为没有其他地区工人的支援而失败;罢工中被军阀打伤的工人没有钱医治;罢工要是持续两天，就可能有工人没饭吃等等。因此，这就需要更大，也更有力的工会来组织，把罢工范围扩大，才能显出更大的力量，才容易成功。也需要成立工会基金，选举基金等用于支撑罢工的基本经济需要。

　　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工人运动，也都是围绕着如何克服工人的自发性，将工人引导到具有阶级自觉的运动上去。

　　因此，他组织工运的工作也都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除了争取经济利益，还帮助工人提出政治权益的口号，制定他们在罢工中争取政治权益的目标。

　　如废除包身工制、废除为军阀服务的“义务公差”、调高工人整体工资、保障工人的营业自由权等等。这些不同的权益，既有为整体工人争取的，也有因不同行业具体情况不同而制定的。争取到了这些政治上的权益，经济上的权益也就有了更稳固的保障。

　　第二，争取了当时长沙最大的工会——湖南劳工会，成功的改组了这一工会。

　　当时这个工会属于比较进步的工会，是由积极分子黄爱、庞人铨领导的。这两人都受过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进步工人，在当时算是非常进步的青年了。他们一开始领导湖南劳工会，也主要是帮助工人在罢工中争取一些经济利益。这两人一开始也都比较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一套，所以比较排斥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多次的罢工斗争中，总是遭遇失败，然后在与毛泽东的多次沟通中，他们也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改组的实质，就是克服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因此湖南劳工会开始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办事机构和领导机构的机制，建立了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提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的斗争目标。

　　第三，先后领导湖南党组织建立了长沙泥木工会、人力车工会、笔业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等等大大小小十多个工会，这些工会的领导骨干中都有共产党员。

　　1921年的年底，毛泽东通过改组后的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在长沙发动了一场1万多工人、学生、市民的游行示威，反对当时美、日、英等国在华盛顿召开的“共同支配中国”的华盛顿会议，这次游行在当时全国的影响都很大。

　　1922年中旬到1923年初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与长沙的党组织又领导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厂、长沙泥木工等一系列大罢工，湖南工人运动进入暂时的高潮阶段。

　　与此同时，从当时全国的工人运动去看，也呈现出一个高潮阶段。

　　在1922年到1923年2月，全国各地爆发的罢工斗争高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达30多万。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罢工呈现出与以往罢工完全不同的特点，罢工整体上呈现出高度自觉性的一面。

　　这种自觉性主要就体现在我们上面说的那几个方面：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争取工人民主、工人权力的政治斗争;大量由党组织建立的工会出现，在基本的职业工会基础上，逐渐扩大到产业工会，地区工会，全省工会等，因此能组织更大规模，更大联动的罢工。

　　但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历史的发展是阶级斗争推动的，与当时的工人，尤其是那种集中的产业工人直接对立冲突的，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军阀、买办群体。

　　以往他们看到工人的罢工，无非就是闹闹工资、闹闹补偿之类的，但是现在他们发现，这些“泥腿子”们居然懂得争权力、废制度、喊口号、搞串联，有的还在那喊什么劳动要立法， 这些东西能是“泥腿子”们想得出来的?不行，必须要镇压，要抓带头的，要收拾那些工人积极分子、工人代表。

　　在工人运动进入高潮的同时，危险和阻力也伴随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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