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消费降级，智商升级

　　最近，深圳一名41岁的程序员火了。

　　据媒体报道，今年已41岁的深圳程序员张运来，4年来的工作日晚上都是睡在车里，利用公园的公共卫生间洗漱，每晚只需花费6元停车费，每日消费仅100元上下，几年下来“省了差不多10万块钱”。他工作日住在车里，周五晚上再开车约300公里回阳江老家陪家人，周一一早再开车回深圳上班。

　　在旁人看来，“不租房、住车里”是劳动人民辛酸的被迫无奈。但在张运来自己看来，这么做感觉更加自由自在。他把车停在靠近海边的深圳湾公园里，仿佛是“海景房”;刷牙、洗脸有公共卫生间，洗澡去健身房;衣服则周末带回家洗;甚至“车位会随心情换来换去”。

　　一位北京的朋友之前上下班开车，他在小区和公司分别租了停车位，算上油费、保险和保养费用，每个月下来差不多要三千块。后来公司变相降薪，他把车处理掉了，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北京地铁每个月还有阶梯价格，做得多可以打折，这样他一个月的交通费就变成了两百多。唯一不便的地方就是周末不能带家人到近郊自驾游了，但租车或者打车的费用还是会比养车低很多。

　　一位西安的朋友开了一家小型旅行社，据他讲去年一年至少有四成的同行倒闭。这几年的一个普遍趋势就是旅游人次逐年上涨，总的消费力却在相对下降。现在老百姓都爱上了“穷游”，花很少的钱就可以领略了祖国大好河山，排解了工作事业不顺带来的郁闷心情。

　　一位邻居家的液晶电视坏了，联系厂家说是背光坏了，上门维修需要340元。买新的电视不划算，因为现在家里很少看电视，于是，没有维修经验的他自己拆了电视，在网上自学了液晶电视的信号板、电源板、背光板的线路结构，检查了背光升压板，发现一个电容管脚断了。他在网上下单了电烙铁、电容和背光升压板。到货后自己换了电容，电视就好了，于是就把背光板退了，总共花了不到二十元，还多了一个电烙铁和自己维修家电的信心。

　　小区附近有一家开了几年的某大妈生鲜门市，现在客流量最大的时刻就是晚上八九点。某大妈的口号是“不卖隔夜菜”，八点全场七折、八点半全场六折、九点打五折。于是每天的八点半到九点，收银台前就排起了长队;排队的不止有老年人，更多的是年轻的工薪阶层。

　　前不久在小区跟几位邻居喝茶，大家无意间聊起了手机，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大家用的手机机龄都不短了，其中一位手机已经用了六年;而在几年前，大家普遍是一两年就换一部新手机。不是手机质量更好了，而是大家对于新款手机花里胡哨的广告已经没兴趣了。不仅仅是手机，大家现在买衣服也不再追求所谓的“名牌”，便宜、舒适成了更普遍的选择。

　　种种现象背后就是主流经济学家最近几年一年念叨的“消费降级”。

　　中学课本里有一段反映1929-1933年大萧条的对话：

　　“妈妈，天气这么冷，你为什么不生起火炉呢?”妈妈叹了口气，说：“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煤，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买煤。”“妈妈，爸爸为什么会失业呢?”“因为煤太多了。”

　　今天老百姓的“消费降级”与上面这段对话所反映的社会场景何其相似。

　　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等方式最大化剥削，劳动者实际购买力持续萎缩。当工资收入难以覆盖体面生活所需时，劳动者不得不采取“去品牌化消费”、“二手经济”等诸多方式维持基本生存。这是对劳动力商品价值被系统性压制的直接回应，是劳动者在资本逻辑压迫下的一种适应性生存策略。这才是消费降级发生的根本原因!

　　“消费降级”在经济学家眼里看来是天大的坏事，然而对老百姓来讲却未必——消费在降级，智商却在升级。劳动者开始摒弃“商品拜物教”，主动剥离消费品的符号价值。

　　拼多多年度活跃用户数的后来居上，正反映了劳动者正在重建“使用价值优先”的消费理性，是对消费主义的暴击。

　　当“断舍离”从个体选择发展为群体行为时，实际上构成了对资本增值链条的局部阻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支撑“奢侈消费”、“无用消费”去甘当牛马。

　　消费降级是对资本秩序的反抗，却只是消极反抗，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策略性妥协。

　　然而，笔者相信随着消费降级从量变到质变的不断积累，必然会触发劳动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意识到被剥削的现实，进而团结抗争，最终指向对私有制的根本性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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