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贝尔登笔下的中国乡贤与地主

编者按

“乡贤”这个词，对一切有历史良知的人们来说，都会引起强烈不适。今天推送的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第六章中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我们重温和呼唤这一历史良知。1980年的“出版说明”强调这本书是“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见证”，起到了“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的作用。在今天，我们看到这本书同样是不断革命的必然性的见证，因为仍然有无数鬼蜮在角落里含沙以待：某日记作家说土改“软埋”了美好的时代，它们为地主的勤劳无辜而抱屈，它们声称族长老头子、有钱狗大户可以挽救“底层的失序”。就在今天，野蛮贩卖并折磨妇女的地方，还在孜孜提倡“乡贤治理”，教授们甚至摇头晃脑地“研究”“乡贤文化”，完全忘记了历史上的“乡贤”成建制地制造了各种人间惨剧，忘记了现实中多少恶棍宵小披着“贤达”的裘皮。我们有必要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并不遥远的中国革命史，不是为了思甜而忆苦，是为了现实的斗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更多人读到这本好书，文末有链接，请大家下载之，阅读之，散布之。

革命的前奏——土地问题

文/杰克·贝尔登

在全中国，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①的土地。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这个数字，那么还有数年前在土地集中程度尚未达到现在这样严重时蒋政府地政署发表的数字。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无法活命的农民，在地权不平等的遏迫下，必然会铤而走险，组织起来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求得一条生路。

这种状况本来应该使地主和蒋介石政府惊醒过来。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历来蔑视人民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国民党官僚不设法通过土地改革改善情况，反而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集中达到了近代中国前所未闻的程度。尽管估计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有五千万亩地荒芜着，尽管估计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农民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饿死，蒋介石的官僚们却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权位在中国内地大肆侵夺土地。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对土地的侵夺更加肆无忌惮。日本人从中国人民那里夺去的土地，并没有归还中国人民，而是被国民党全数接收了。日本人在台湾的土地被大陆来的接收大员据为己有，华北垦业公司则侵吞了河北几十万亩土地。

小官吏和低级军官也学他们上级的榜样。他们靠蒋政权发的纸币薪饷是没法生活的，所以也聚敛土地，以防通货膨胀。由于蒋介石这帮从沿海来的大员的巧取豪夺，就连富农和小地主也纷纷失去土地。据估计，八年抗战中，四川地主中百分之二、三十是新置产的，他们攫取了老地主百分之九十的田产。对本地地主老财的这种沉重打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有句古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失去土地的地主恨恨地说：“普天之下，莫非蒋土”。这种说法当然是发牢骚，但也隐伏着革命的因素。

▲1951年，青海湟中县上五庄公审恶霸和不法地主

事情还不只是出现了新乡绅。随着土地的兼并，不但产生了新的农村资产阶级，而且产生了新的穷人。抗战期间蒋管区和沦陷区由于典押和负债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万。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土地集中的后果自然与人口稀少的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大亨攫取西部土地的手段固然凶狠，但却产生了铁路、矿山、大牧场——这一切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只是使地主的囤子堆满租粮而已，这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

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沙皇俄国的贵族地主比起来，中国地主是非常落后的。德国和俄国的富农租进土地来经营大规模的农场，而中国地主却把土地出租以榨取佃户的血汗。俄国富农和德国地主固然反动，但在农业经济中有时还有进步作用，中国地主就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租入土地只能过奴隶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地的农民可以进工厂，或者当雇工。而中国既无工业，又无大农场，无地农民只能租地为生。所以，农民一方面缺少土地，另一方面又被束缚在土地上面。

这种半奴隶制的租佃制度，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当铺老板大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商人。当铺是兼并农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我在河南一个只有四千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地主占有近二千亩地，绝大部分是通过当铺吞并的。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成为指导土改的基本法律依据。

国民党不但没有在农村中实行改革，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造成这种情况的，与其说是由于贪官污吏的个人因素（诚然这类人多得很)，倒不如说是国民党没有抓住中国农村社会的中心问题——封建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竟然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充分说明他们的统治陷入了多么深的矛盾。十分清楚，国民党统治者除了依赖外国资本以外，还把地主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而全然不顾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由此可见，杜鲁门总统的殷切希望和马歇尔将军要求蒋政权实行改革的诤言，都不过是白费心机。蒋政权只要不敢打击地主，就谈不上进行改革。而蒋政权之所以不敢打击地主，乃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主义的。

我们说的封建主义，是指什么呢？严格地说，用这个名词并不正确。某些中国和外国的学者，煞费苦心地想说明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为没有农奴制，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不错，中国多年前就在形式上废除了这种封建制度，而且，西方势力的侵入也破坏了中央集权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受货币经济的支配；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并没有多少进步的效果。如果用这种观点看待中国问题，未免过于迂腐，这是全然不顾封建残余在中国人的生活、思想、风俗、习惯、情感中还有极大影响。中国废除农奴制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地主摊派劳役、监禁债户以及决定佃农生死的种种权力，也没有完全废除蓄奴、买卖少女、纳妾、包办婚姻等等陋俗。这一切都是地主豪绅统治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地主的权力并不处处相同。沿海和长江流域的省份是外国资本渗入的地方，市镇工商业比较发达，乡绅的权力往往为城市商人所分享。而在西部和北部的省份里，由于资本主义前的特色很浓，地主的政治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是在靠海并离上海不远的苏北，地主也象封建领主一样住在土围子里，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这种土围子是佃户集市贸易的场所，他们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摆布。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

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象。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

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困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1950年6月28日毛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

如果说蒋介石后方的村庄还比较平静，那只是因为农民在等待起义的领头人和时机。他们并没有忘记土地问题。国民党官员尽管声称没问题，但心里是明白农民的怨恨的。中国统治者叫嚷土地改革不必要的一切论调，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内心深处向来对农民存有的恐惧。官老爷们一想到那些粗野的泥腿子冲进他们的衙门，就感到做了《水浒传》里的恶梦。

这些老爷们怎能不发抖！

因为，朴实的农民，祖祖辈辈当佃户，当封建奴隶；在一小块耕了又耕、拥挤不堪的地里干活，在地主贪婪的魔爪中，忍气吞声；他们的土地被巧取豪夺，他们失去妻子的爱抚和孩子的笑声，他们满腔怒火，揭竿而起，他们置生死于不顾，现在就要夺回土地，要报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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