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中国pk印度,为何一直能赢?

作者:秦明 2025-05-12 274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一个在近代历史上深受殖民主义残害的国度。二战之后已经日落西山的英帝国主义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继续殖民印度次大陆,退而求其次,英国在1947年促成印巴分治,以印度次大陆内部的民族矛盾钳制两方,以图继续施加影响力。

  处于或曾经处于殖民地位的私有制国家的统治精英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就是“对内压迫、对外投降”,印度的统治精英也不例外。从后来的所作所为看,饱受殖民主义残害的印度的统治精英早已经学会了殖民主义者的丑陋恶习:1951年,趁西藏未稳吞并中国藏南地区;1961年吞并不属于印度的果阿、达曼和第乌地区;1962年吞并尼泊尔卡拉帕尼地区;1975年吞并锡金;1990年后数次试图吞并不丹……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声援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对印度一直秉持的是包容、批评、促进的方针。

  然而,1951年,印度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其后十年间,印度又多次在中印边界挑起领土争议,妄图一步步蚕食中国领土。

  新中国出于国际主义以及团结南方国家的考虑,对印度一再克制和忍让。然而,尼赫鲁却以为中国软弱可欺。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推行更大规模的“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7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悍然侵入新疆加勒万河谷,设立新的军事据点,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后路,并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加勒万河谷事件。10月,印军两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道路。

  面对印度政府的不断膨胀,毛主席果断下令发起反击。毛主席后来回顾说:“印度整了我们整整三年。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有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

  1962:赢在“民心”

  对印自卫反击,毛主席的方针是“不打则已,要打就把你打疼、打怕,打来几十年的和平”。

  1962年10月6日,总参向参战部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根据这个指示,中国边防部队一个多月内在西段,痛快淋漓地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在东段,赶走了侵入克节朗、达旺等地的印军,挺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将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印军精锐打得一败涂地。这场反击战歼灭印军8853人,击毙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生俘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而我军仅付出了牺牲722人、负伤697人的代价。

  这一仗打得印度举国震惊,打得尼赫鲁惊慌失措。

  毛主席称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中国在获得胜利后主动撤军,表明了中方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反观尼赫鲁的印度政府,偷鸡不成蚀把米,失了里子更失了面子。

  今天,一些人对于胜利之后的主动撤军耿耿于怀。事实上藏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当时中国的物质水平和补给条件,藏南对于我方而言基本上是一块军事上的死地。但这场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目的达到了——它至少为整个西藏赢来了至少三十年的和平,让印度政府及其境内的西藏叛逃分子不敢染指西藏,为刚刚进行民主改革的西藏争取来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期来彻底“消化”西藏。

  麦克马洪线的背后是海拔数千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脉, 关山重重。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山而上,冬季大雪封山, 夏天暴雨倾盆,能够通行的时间只有10、11月份两个月。这也是毛主席将战斗选择在那两个月快速果断进行的主要原因。

  即便是在能够满足通行期的两个月,我方的后勤补给依然是困难重重,以轻武器为主。即便是轻武器,中方与印度相比,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并不占优势。

  我军步兵主要使用的是刚刚换装的56式系列武器,包括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冲锋枪、56式班用机枪;而印度使用的则是清一色的英美装备,如李·恩菲尔德MK3型步枪、布伦式轻机枪、司登2、3、4式冲锋枪和斯特林L2A3冲锋。因为地理条件的优势,印度在重武器配备更是占尽优势……

  造成当时中印武器装备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印度建国时期的起点远高于新中国。(下面咱们再细说)

  但我军强在人民子弟兵作战顽强、勇敢,指挥灵活,充分发挥了持续作战的优势,大胆的进行穿插、追击,几乎不给印军发挥远程射击的优势。

  印军一般要求随枪携带90发子弹,后备40发,但印军士兵不堪重负,“偷懒耍滑”,最低时只带一条装50发的子弹袋;我军士兵则是主动要超负荷携带弹药。这就造成在穿插作战时,敌军士兵弹药打完了,我军士兵还有充足的弹药。

  在西山口—邦迪拉战役中,我军一名副班长庞国兴,在和主力失散的情况下,和另外3名战士自动组成战斗小组,使用2支56式冲锋枪2支56式半自动步枪,深入印军纵深7.5千米,多次主动向敌人优势兵力发起冲击,占领两个炮兵阵地,缴获7门87.6毫米加农榴弹炮,后又配合主力部队缴获另外8门。

  在达多龙桥的一场战役中,敌军一个营约300人的队伍撤退到达多龙桥,对岸只有我军一只27人的小部队,其中还有迫击炮排的战士和炊事班,真正能够承担作战任务的只有包括营副指导员王文保在内的12人。面对20倍于己的敌人,王文保下达的作战命令竟然是围歼!12人的“主力部队”+7人“炊事班”,主动向印度一个营的敌人发起了进攻:战斗不到一个小时便宣告结束!我军以伤3人的代价,击毙印军35人,俘虏206人!

  ……

  谱写这些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的,是一个个普通的士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军队。

  同样大多是贫苦家庭出身,中国士兵所感受到的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喜悦感、自豪感,是那些还在饱受种姓制度压迫的印度底层士兵所无法想象、更无法感受的;中国的士兵是在为祖国而战、更是在为保卫本阶级的胜利果实而战,而印度的士兵则是为了军饷而战。这样的战斗,中方焉能不胜,印方焉能不败?

  牦牛雪域高原运输物资

  同样地,我们也应当铭记西藏那些翻身得解放的农奴发自真心、义无反顾地“支前”配合,保障了战役的后勤补给。

  仅阿里地区,支前委员会就调集了500多匹马和牦牛,翻越雪山,运送物资支援边防部队作战。

  这就是“民心”的力量!

  这更是印度所不具备的最为宝贵的条件。

  今天:赢在毛主席奠定的工业化基础

  毛主席反对“唯武器论”,但绝不是不要武器、不要国防现代化、不要工业化。他既有“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这样气壮山河的豪迈,也有“搞一点原子弹”这样的远见卓识,这种革命浪漫精神和理性务实态度的辩证统一,是毛主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鲜明体现,也是他不懈奋斗努力建设强大国防的历史写照。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方在武器方面的劣势,一方面是印度有“殖民地”的底子,殖民地时代的印度士兵就被殖民者武装起来充当自己的“打手”;另一方面,并未饱受战火摧残的印度,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基础本来就好于中国。

  然而,经历了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将印度远远地甩在后面。

  我们可以从中印两国建国初期到1975年各项产品人均产量变化对比,来简单对比一下中印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速度:

  1950年,中国只有糖产量略高于印度,其他均低于印度;到1975年,毛泽东时代结束前夕,中国各类产品人均产量均大幅超过印度;增长倍数更是远高于印度。

  但凡不是对毛泽东时代带着偏见甚至敌视,都没有任何理由否定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本篇囿于篇幅不再赘述;这里只简单介绍印度工业化的情况。

  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与中国、土耳其、非洲等受多个列强同时侵占的“共占殖民地”不同,印度自18世纪中后期以来就成为了英国的“独占殖民地”。作为独占殖民地,印度获得了宗主国更多的关注和投资,这为其工业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类似的状况,我们可以参照918事变之后的东三省)到20世纪初叶,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印度建成遍及整个次大陆的铁路网,成为全球第四大铁路系统。一战、二战时期,出于就地转化资源、突破战线封锁的需要,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发展出了汽车、化工、机械等多个现代工业部门。

  但殖民地时期印度工业化的成就并不是殖民者主观善意的结果,而是地缘条件下的“意外”。作为印度殖民地的底层民众,更为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国家作为殖民地被压榨的屈辱历史,他们长期遭受本国地主阶级和殖民者的双重残酷压迫。二战中,出于战争需要,英国殖民者紧急抽调原材料,导致1943年印度东部大饥荒,夺走了400万人的生命。

  长期来讲,英国殖民者极力打压印度本土工业,主要讲印度定位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为了避免对宗主国本身形成冲击,英国殖民者将印度的工业水平基本锁定在上一代已经淘汰或面临淘汰的水平,这与70年代全球化美日向亚洲经济殖民地的产业外迁有某种程度上的类似。

  尽管如此,印巴分治之后的印度工业化基础仍然是远远好于经历过八年全面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上面已经说到,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受到苏联的影响,倾向于社会主义。但分治之后的印度并未经历过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封建种姓制度、殖民地时期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直伴随印度到今天。尼赫鲁学过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外壳,从1948年开始,印度就开始制定五年计划,并一直持续到2014年莫迪上台前,时间跨度之长在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少见的。

  在政治上,印度实行的又是所谓的西方议会民主道路。摇摆于美苏两个大国之间,尼赫鲁选择中间道路,走上了所谓“费边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毫无关系。除了发展部分国有经济,印度只是进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根本没有被触动。印度的国有企业虽有“国有”之名,但是却不听政府调遣,反而成为能够左右决策的利益集团。

  印度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计划决策执行机构,也没有通过破除私有制惠及底层、动员起来底层民众的建设热情,印度“佛系”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可想而知。

  1950年至1980年,印度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2.3%,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5%,从第10工业国跌到23,中国则升至第6。

  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浪潮同样席卷了印度,开启了印度的改革开放之路。然而,这样的印度拿什么去搞改革开放呢?

  印度执政者一度希望依靠依附于西方高科技、高端服务业可以绕过漫长的工业化历程,走出了一条从农业主导直接转向服务业主导的新型发展道路。换个话来讲,就是绕过第二产业,直接从第一产业跃升到第三产业。

  这种改革,一方面造成了印度经济的对外依附化和国内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尼赫鲁建立的国有经济也陆续被私有化,另一方面反而造成了印度变相地“去工业化”。尼赫鲁当初去殖民化、发展印度本土工业体系的梦想实际上已经破灭。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拿着依靠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坚实的国防工业基础、自主研发的尖端武器走上战场的时候,印度的军队还还留在万国武器博览会的层次,必须依靠从美国、俄罗斯等国购买武器。

  印度的反动统治阶级如今面临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日益深重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寄希望于挑动边境冲突转嫁矛盾,这是民心丧尽的表现;而我们自身今天同样面临这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两边同样有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但有多少能转化成“民心”优势呢?1962年我们取胜的这个优势事实上已经被私有化削弱了,但好在毛主席为我们打下的工业基础的底子还在。

  今天,中国对印度在武器方面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新一轮印巴冲突已经给出了验证,这同样要感谢毛主席为我们打下的坚实的工业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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