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三评《出走的决心》:被遮蔽的历史伤口

作者:郭松民 2025-05-30 338

 01

  在被称为“2011年口碑第一强片”的电影《钢的琴》中,原钢厂工人陈桂林(王千源 饰)的妻子小菊(张申英 饰)也离家出走了。

  小菊出走的原因很简单——陈桂林下岗了。

  陈桂林从原国营钢厂的工人,转型为朝不保夕的个体劳动者。凭着当年在钢厂参加文艺活动时学到本领,他和几位工友组织了一个小乐队,整日奔波于婚丧嫁娶,店铺开业之类的营生中,勉强维持生活。

  小菊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她投入了到了一个制造、贩卖假药的“成功者”怀抱。用陈桂林的话说,“小菊终于过上了梦想中的不劳而获的好日子”。

  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最过分的是:小菊挟“有钱”的优势,回来争夺的女儿小元(刘星禹 饰)的抚养权,理由是可以让热爱钢琴的女儿获得更好的教育。

  小元则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淡定与冷静。她宣布: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她就跟谁走。

  对陈桂林来说,买一架钢琴是不可想象,偷一架钢琴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是凭借过硬的技术以及工友们的协助,重返车间,为女儿造一架钢琴。

  《钢的琴》的可贵之处,在于直面了九十年代的历史变迁所导致的深深的、血淋淋的伤口。

  ——卖假药的,取代了产业工人,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仍不满足,还要僭居丈夫和父亲的位置;

  ——下岗工人不仅失去工作与尊严,同时还被剥夺了做丈夫、做父亲的资格。

  这是因为他们无能吗?

  当然不是。

  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想象力、最富创造性的工人。

  为了留住女儿,更为了捍卫作为父亲的尊严,陈桂林和工友仿佛忽然回到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年代,在破败的车间里,开动废弃的机床,大家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焊花四溅,各显神通,用从废料堆捡来的边角料,竟真的打造出了一架钢筋铁骨的“钢的琴”。

  尽管这架“钢的琴”,看上去沉重、冰冷、寒伧,与哪些华贵的名牌钢琴相比,宛如满身油污的女工与珠光宝气的贵妇,并且最终未能挽回妻女“出走的决心”,但其存在本身,即是一种无声的证明——那些关于他们是“懒汉”“低效”的说法,全是谎言。

  02

  《出走的决心》,事实上也触及到了下岗的话题,然而编导似乎很害怕直面这段历史,采取躲躲闪闪的方式,轻轻滑过了。

  编导尹丽川极力想让观众相信,“男权”才是万恶之源,才是摧毁李红和孙大勇通过自由恋爱建立的,一开始看上去相当和美的家庭的元凶。

  可无论编导如何遮掩,细心的观众都不难发现“下岗”在这个家庭的裂变过程中基础性作用。

  打一个比方:如果李红和孙大勇的家是一座小屋的话,那么,下岗则是一场地震,虽然尚未导致小屋的倒塌,但摧毁了地基,也使小屋发生了倾斜,从此不再能经得起任何风雨。

  李红是八十年代初期,在父亲的安排下,放弃高考,直接参加工作的。

  今天看来,这样的选择很不合理,当年也很少有家庭会这样做。

  不过,李红父亲的考虑也很现实:一家五口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拿工资。如果作为长女的李红能够就业,家庭的经济压力立刻就可以减轻不少。

  这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背景:计划经济年代,国营工厂的工人,由于稳定的收入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事实上享有类似今天“中产阶级”的地位。《钢的琴》中的陈桂林,可以边工作,边发展自己的文艺天赋,弹得一手好手风琴,以至于下岗后可以以此谋生,就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的大学生,可以确保自己毕业后跻身中产阶级吗?

  正是在同为国营工厂工人的基础上,李红和孙大勇相爱、结婚了。

  在九十年代的改制潮中,李红下岗了,而孙大勇作为水利局职工,由于种种机缘巧合,幸免下岗。

  他们原本平衡的家庭,从此失衡。

  刘欢有一首名曲《从头再来》,是专门为李红这样的人唱的,“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

  李红有一次对父亲爆发,“都怪你不让我考大学,害得我半辈子打零工!”

  “半辈子打零工”是因为没有上大学吗?可以说也是也不是,更关键的因素还是国企改制,这是导演不愿意面对,也不敢面对的。

  下岗之后,李红就从国企工人,变成“打零工者”了——为弟弟打零工,到超市打零工,还经常拿不到工资。

  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无论男女,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家里就没有地位。孙大勇渐渐强势,李红渐渐弱势,并陷入某种“受迫害”妄想中,甚至得了抑郁症,概源于此。

  在影片中,李红和孙大勇的争执,包括给孩子用尿不湿还是尿布,钓来的鱼是红烧还是清炖,以及要不要参加同学聚会等,都是极琐屑的小事,在一个“平衡”的家庭中,通常不会引发破坏性后果,但他们的家庭是“失衡”的,哪怕些微的震动也无法承受,所以最终以解体告终。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出走的决心》的编导用一个第二性的因素(“男权”),取代第一性的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来解释人及家庭命运的变迁,这必然导致对历史理解的肤浅化,甚至错误解读。

  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导演对另一个历史阶段的“伤痕”总是念念不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要将其“原罪化”——比如前两篇评论中提到的电影《美丽上海》《妈妈》,张艺谋导演近年的《归来》《一秒钟》,乃至《三体》,等等,但对《钢的琴》中所呈现的历史伤口,则讳莫如深,以至于《钢的琴》几成绝响。

  但是,历史能够由于被蓄意改写、遮蔽就会被遗忘吗?

  我不相信。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