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从何而来？

　　如果慈善压根不在意不平等是否被消灭，那么这般“伪善”自然会被人们唾弃;如果慈善耗费了无数人的心血而没能建立理想世界，那么就已经说明人们争取平等需要更加现实的手段。

　　许多人出于朴素的情感会把慈善这一行想象成又“慈”又“善”，从“为山区孩子们支付午餐”等细微小事，到集中捐款这样的大型慈善活动，愿意参与慈善事业的人往往乐意以公民的身份为这个社会献一份爱心。因此从动机上来说，慈善事业是爱心人士实现个人价值的一条光明大道。对社会来说，慈善事业也被视为第三次分配，似乎也是一条解决社会公平的思路。

　　但以上这种良性循环的前提是“献爱心者——慈善机构——接受爱心者”这套系统可以不停运转，而近十多年来不断曝光的慈善腐败丑闻则在不断打击群众对社会慈善事业的信心。2011年郭美美的一次炫富将群众目光投向了中国红十字会，直接将大众对慈善的信任抛到冰点。调查证明，无论是开赌场还是搞演出，郭美美个人的“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前董事的“干爹”王军。虽然郭美美已经于2019年出狱(不久又因为卖假货二进宫)，但大众的疑虑却迟迟没有消失。直到今天，每逢捐款活动就有人心里犯嘀咕，想着自己的捐款会不会变成进了私家的口袋。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个别胆大包天者的诈捐，而是整个慈善系统会不会辜负大众的一片好心。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早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0.6%的受访者感到我国慈善事业透明度不够高。而如今，透明度依然是一个值得重点讨论的话题。

　　对慈善信心动摇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怀疑。企业展示社会责任的最肤浅体现就是“逢灾必捐”，不仅能博得大众好感，还能转移社会对企业其他问题的关注，从而实现“逢凶化吉”。例如三星自2008年开始联合中国电信将“心系天下”系列手机利润全部捐给中国慈善事业，尽管Note7手机爆炸事件给三星带来了巨大的公关危机，但这一“善举”依然让顾客对三星多了一份“家国情怀”的认可。实际上，“社会责任”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词语，尤其是对群众口中“沉重剥削”的许多企业来说，这一结合似乎带有天生的矛盾。如果一个知名大厂大搞“35岁裁员”、“996”工作制、窃取并滥用用户信息，但大方给灾区捐了1000万，那这个大厂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如果地方一个制造大厂滥用劳务派遣、压低基础计件工资从而迫使加班、工资拖到下个月底发放，但它的品牌驰名全国并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那它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如果企业只是从诸多获利中分出一点表示“善意”，那社会责任感就永远难得群众理解与支持。而少了企业对慈善事业的支持，慈善恐怕就像是一小部分爱心人士奋力在汪洋大海上和强风巨浪海怪之间的搏斗：正义，英雄，史诗，但结局往往悲壮。

　　当然，还有许多人相信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不可缺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它代表着社会良心。慈善让社会在灾难面前团结起来，让大众在弱者面前慈悲起来。一些为慈善辩护的人会从老生常谈的传统文化说起，说道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相互帮扶的优秀美德，如族长如何呵护族人、地主如何关心农民。先不管史实如何，这样的讨论实际上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慈善最根本的认识：即慈善究竟要不要、能不能消灭贫困?

　　在慈善事业因为现代包装变得高尚之前，近代慈善更像是对弱势群体赤裸裸的歧视。近代英国的一度施行的“济贫法”，其实就是强制让工作能力的穷人投入到生产中去。对济贫制度的设计完全依照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刻意保持对穷人最低的救济水平，并不在意赤贫是否被消灭。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对这种问题痛斥道：

　　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

　　对穷人而言，接受济贫实际就是被迫接受对他们的矮化。慈善在这里就像是裹尸布，不能助死者复活，但能让生者不用直视惨状。这种不在意社会公正实现的“慈善”，是最遭人民痛恨的伪善。

　　之后慈善事业有了更多的“人情味”。随着阶级斗争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缝缝补补又三年，国家的社会保障一部分履行了原先慈善救助的职责，失业金、退休金、助学金等国家出手要远比几次施舍更有力，也更体面。当慈善事业不再站在阶层激烈对抗的一线时，大谈道义就比改造社会显得更加合时宜了，慈善可以大大方方拥抱道德。而且慈善也在更多方面开花结果，甚至与政府职能相辅相成。欧美国家出现了许多跨国性慈善组织，慈善进入到了全球化时代。80年代“天下一家”的一句呼喊至今仍让一些人相信我们一度离“世界团结”有多么接近。但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欧美慈善组织被打上了“白左”的标签，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它们既无能又折腾、除了感动自己别无他用。为非洲儿童寄一份礼物，比思考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显得更有趣;为海外大兵捐一杯咖啡，比反思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更简单。不认可这种慈善的意义，自然就认为其无用。

　　除了对意义的质疑，来自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在侵蚀慈善改造世界的能力。慈善腐败已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通病，其背后原因恐怕不能简单怪到几个贪婪的人头上。特别是一些腐败案往往会挑战公众底线，比如贪污学生午餐费、盗用救命钱，这会让人觉得纵使有天价的筹款也会被蠹虫们啃个精光。现代慈善市场模式下慈善组织与商业组织的结合，更是带来了许多争议。像比尔·盖茨自掏腰包力推的全球疫苗计划，不仅在美国掀起了“基因控制”的阴谋论，也引起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跨国资本影响的担忧，连一向“老好人”形象的世卫组织也在警惕盖茨是否在争夺其领导权。虽然比尔·盖茨一再辩护说：“资本的一些东西在部分领域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在人们眼中这个拥有海量资源、全球影响的慈善计划，至今仍受许多掣肘。

　　我们承认慈善起初只是一种手段，是许多仁人志士改造国家与世界的一种选择。但如果慈善压根不在意不平等是否被消灭，那么这般“伪善”自然会被人们唾弃;如果慈善耗费了无数人的心血而没能建立理想世界，那么就已经说明人们争取平等需要更加现实的手段。正如奥斯卡·王尔德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文中写道：

　　正确的目标是努力重建社会，使贫困成为不可能。而利他主义的美德实际上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正如最坏的奴隶主善待奴隶，从而阻止了饱受其害的人意识到这一制度的恐怖，也阻止了那些思考这一制度的人去理解它。同样，在英格兰的现状下，造成最大伤害的人往往是那些试图行善的人;最终，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些真正研究过这个问题、了解生活的人——如居住在东区的受过教育的人——会站出来恳求社会抑制其慈善、仁慈等利他冲动。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这种慈善行为会降低人格，败坏道德。他们完全正确。慈善行为会滋生许多罪恶。

　　今天的慈善事业显然已经到了一个关乎前途的岔路口，要么站在人民一边，要么就站在其对立面。其中有人“好心办坏事”，有人则一开始就不怀好心，还有“活菩萨”们仍在为理想世界努力。倾向和结局究竟如何，相信旁观者们稍作观察便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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