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的确可以“增产”

　　“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毛主席1965年5月21日在井冈山与张平化的谈话

　　昨天与母亲通电话，母亲告诉我老家开始插秧了。不过，今年母亲终于听了我们的劝说，没有再坚持种田，而是将家里的稻田承包了出去。

　　我的母亲是一名极为要强、勤劳的农村妇女。母亲生于1951年，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五六岁就开始在家里干活;生产队学校的老师上门要她去读书，却被守旧的外婆拦在家里干农活;在火红的人民公社，她是生产队里的劳动能手。

　　母亲生我的时间是1982年的6月初，正是那年收麦、插秧的季节，而那年是老家包产到户的第二年。

　　小时候，母亲为了鼓励我读书、跳出农门，数次跟我讲起生我那天的场景。

　　生我的头天晚上，已经怀胎10个月的母亲仍然顶着月光在打谷场打麦子。到了晚上11点多，母亲突然腹痛。意识到我快要出生了，母亲连忙回到家里，一边匆忙地吃下一碗稀饭，一边嘱咐奶奶用盐水煮剪刀。凌晨1点多，母亲生下了我并亲手剪去了脐带。

　　生下我之后，母亲只在家歇了三天，又跑到秧田拔秧苗，下水田插秧，自此落下了月子病。

　　母亲跟我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问母亲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母亲告诉我，是为了多打粮食，交完公粮可以卖更多钱，就能改善家里的生活了。

　　包产到户刚实施那几年，粮食征购价格上调，这激发了很多农民的积极性。为了让土地多产粮食，单干了的农户们会在堆肥、精耕细作方面更加卖力，粮食单产自然也就有所增加了，哪怕增加得很有限;8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陆续推广开来，粮食单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广大农民也尝到了甜头。

　　但是，好景不长，此后粮价就再也没有那么快的提升，物价却在逐步上涨。除了少数靠承包社队企业或开展副业先富起来的个体户，大部分农户陷入了增产不增收的窘境。90年代开始，青壮年农民陆续外出打工，留着村里种田的就剩下妇女和老人了……

　　每当看到有人在网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增产靠的是包产到户”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说几句。

　　包产到户的确为我家增加了一些粮食产量，但其代价却是母亲生我时的艰难与辛苦，还有母亲落下的月子病。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

　　母亲生哥哥和姐姐的时候，人民公社还在，临盆的时候有大队的生育助理员上门助产陪护(母亲关于盐水煮剪刀的知识就是助理员告知的)，生育完之后生产队不仅有还有物质上的慰问，还给母亲安排了产假、不必出工。

　　而到我出生的时候，生产队的这些福利随着大集体的解散消失了;因为奶奶常年生病，无法干农活，家里缺乏劳动力，单干之后的母亲只能在快要临盆和坐月子的时候，还要坚持干农活。

　　人民公社的时候，生产队已经实现了初步的机械化，打麦子可以用脱粒机;而单干之后，生产队的机器被拆成废铁平分给各家，母亲又回到了用连枷打麦子的日子。

　　所幸的是，那几年还能用上人民公社时期修的人工渠灌溉，只需要从提灌站买水，再通过支渠、毛细渠将水引到自家田里。到了90年代末期，水利设施因为没有大集体的维护而年久失修，最终彻底荒废，农民回到了靠天吃饭的日子。再后来，各家各户开始用小水泵抽地下水种水稻。地下水水位连年下降，水井也是越打越深……

　　前些年家里连续干旱，母亲种菜要到屋前屋后的几口池塘挑水灌溉。这几口池塘还是大跃进的时候修建的，原本的功能就是给生产队储水灌溉以及养育用的。但这几年各户翻建宅基地，不断地侵占池塘。最终，这几口池塘也消失了。

　　当然，以上种种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阵痛”。而今，老家大部分的田地已经被种田大户承包，留守村里的劳动力成了名副其实的“农业工人”。大户们资本充足，自行修建了排灌设施，耕地、播种、打药、收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再雇佣少量“农业工人”补充那些机器无法顾及的角落。

　　老家如此，外地亦是如此。四川这边的种粮大户，仅仅靠种植水稻，就可以年入百万，这还是粮价多年不涨的背景下，放在以前完全无法想象。

　　前些年“乡建派”关于“谁来种田”的担忧，未免显得“杞人忧天”。只是在种田大户大量出现的同时，真正的“农业无产者”也正在被批量制造出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80年代增产到底靠什么”的争论似乎早可以休矣。但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更不该被扭曲，因为历史的演变逻辑依然在延续，毛主席当年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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