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冤假错案翻案难——读清朝官员的官场日记有感

　　导语：《道咸宦海见闻录》作者张集馨在著作中记录过这样一件案子，其署理雁平道时曾经遇到这样一件案子，当地老百姓不堪“号草”盘剥，集体到巡抚视察路上拦轿喊冤。

　　古代交通通信主要靠驿站，驿站要配备驿马，而驿马日常所需要的草料(又称“号草”)就需要从当地征集，一般都是由朝廷拨款从当地直接收购。代州当地的老百姓每年都需要缴纳号草，却从没有听说过有收购“号草”的银钱，更不知道朝廷有明文规定按照一文钱一斤草的价格收购，每年朝廷都会拨付专门的银两用于收购“号草”，但这笔钱却从来没有到老百姓手里，老百姓也不知道有这笔钱的存在，于是朝廷明确拨款收购的“号草”到了实际执行阶段就变成了对当地百姓的摊派。

　　如果仅仅是摊派，当地老百姓也就忍了，实际上这种摊派并不是表面的摊派，而是变成底层胥吏鱼肉当地百姓的合法手段，首先每年收购“号草”变成了摊派，那么摊派多少就完全由这些胥吏说了算，每年在完成朝廷收购“号草”任务后多收的那部分就变成了经手胥吏的分肥，凡经手之人“见者有份”。其次，在“号草”验收环节也是各种难为，最常见的就是对百姓上交的“号草”验收时百般刁难，很多时候百姓为了完成摊派只能再私下打点经办的胥吏，以求顺利通过验收;哪怕是通过所谓“质量”验收，到了称重环节，这些胥吏又用一杆没有准头的大秤进行称量，用一个没有准头的秤去称量自然不准，这种不准往往是实际一斤称出来却是七八两，而通过这一层又一层的盘剥，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当然，胥吏们也不是完全独吞这些好处，胥吏们也要寻求保护伞，胥吏们往往与当地官员的家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通过利益输送完成相互绑定，最后把所有成本都转嫁到当地百姓头上，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却无处申诉!

　　后来老百姓不堪压榨，正好山西巡抚申启贤到代州视察，于是当地老百姓就推举了一些老人到申启贤巡视的路上拦轿喊冤、投诉苦情，正好这个阶段申启贤生病、身体不舒服、性情格外暴躁，当被这些老人拦轿哭诉时就愈发暴躁，不问是非曲直，就直接命人对这些老人予以掌责，于是一群白发飘飘的老者仅仅是因为巡抚大人心情不好就被掌责一顿，而对于他们的苦楚却无人关心，最后是这位申巡抚看到这些老人已经颤颤歪歪、担心出人命影响其官声，这才命人收下案子，派人审理。

　　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就是张集馨，案子其实很简单，朝廷每年都拨款在代州当地收购“号草”，所需款项每年也准时拨付，但都被当地的胥吏和官员家属上下联手侵吞了，同时这些人又利用老百姓的无知和官府的权威，通过摊派、验收、称重等环节进一步盘剥当地百姓，直至搞得天怒人怨。而最后的处理结果就是落实朝廷的收购标准，按照一文钱一斤收购“号草”，重新打造计量准确的秤，禁止当地胥吏和官员家人盘剥侵吞百姓，当地胥吏和官员家人已经盘剥侵吞赃款无人提及，后续如何保证不再出现类似问题无人关心，实际上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也只能做到如此，最多这个张大人在任时，下面的胥吏还能老实一阵，一但其调走，具体操办的胥吏们必定是上下公关，继续利用手中的权利盘剥当地百姓，所谓“号草”征收只是一个由头而已，没有“号草”，也会有其他名目，只要想盘剥还会缺名目吗?就是如此处理结果，当地百姓还欢呼雀跃、感恩戴德，张集馨本人也是被官场同僚和当地百姓赞誉不已，而代州当地的胥吏和那些利益受影响的官员只能暗中腹诽，恨之入骨!

　　在封建官僚制度体系下，官官相护是常态，为民做主反而是异类，正是因为稀少才会被大书特书，处于食物链最底端的老百姓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所谓“青天大老爷”，对于官僚胥吏们借助官僚体系的盘剥根本就无能为力，只能是在忍无可忍时用性命相搏发出一声呐喊，这声呐喊在“官官相护”的浊浪之中转瞬即逝，有时连个声响都没有，连个水花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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