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

　　——一场关于“青年的困境”与“阶级结构”的现实批判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这句看似随意的发问，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家庭饭桌上、媒体议论中、乃至政策讨论里。它是一句批评，也是一种担忧;它既反映了代际关系的裂缝，更隐含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张力。

　　乍看之下，年轻人似乎确实“出了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躺平”，逃避竞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追求结婚生子、买房安家，而是“及时行乐”;甚至越来越多的青年表现出对主流叙事的冷漠与疏离。然而，这一切表象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真的是“懒”“没责任心”“缺乏理想”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仅靠道德训诫或者情绪宣泄。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工具，深入探究今天的社会结构、资本运行逻辑，以及这些结构性变迁如何重构了青年人的生活条件、命运预期与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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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革命主体”到“生存困兽”：青年角色的历史转变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青年曾是最积极的变革力量。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土地革命，从抗战烽火到社会主义建设，“年轻人怎么了”的答案始终是：“他们在行动，在奋斗，在为理想献身。”他们不是问题，而是答案。

　　这一历史角色的确立，源自当时的社会结构：青年多处于被压迫阶级，是旧制度的反叛者与新世界的建设者。而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青年作为“接班人”地位被高度肯定，与国家发展目标形成高度一致。

　　然而，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青年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仍被鼓励“努力”“奋斗”，但所处的客观环境却早已剧变。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逐渐退场，阶层上升的通道变得拥堵甚至关闭，青年从前途广阔的“革命主体”，沦为在社会内卷和资源掠夺中苦苦挣扎的“生存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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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躺平”与“内卷”的背后：资本对劳动力的重构

　　“躺平”和“内卷”，是这几年频繁出现在青年群体中的高频词。一个表现出对主流奋斗叙事的拒绝，一个揭示了高度竞争中的荒诞。

　　这不是一代人“变坏了”，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表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上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因而必然将劳动力不断推向极限使用。在中国这样一个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社会里，这种压榨在近20年表现得尤为激烈。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积累依赖于对劳动力的系统性剥削。但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这种剥削不再仅通过低工资实现，而是通过更加隐蔽和个体化的方式展开。例如，“996工作制”成为常态;“自由职业”看似灵活，实则是平台经济对劳动力的进一步碎片化控制;而“斜杠青年”与多份兼职的盛行，则说明一个人已经无法靠一份劳动获得生存所需。

　　而这类结构性剥削，最先、最深地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因为他们最缺乏资本积累、社会关系，也最容易被“梦想”“奋斗”话语所裹挟。他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也是最容易被更换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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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阶层固化与“无产化”的现实：青年为何焦虑

　　马克思指出，阶级的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表面上仍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实际上，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正迅速下降。

　　首先是资产结构的极端不平衡。以房产为例，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高得超出普通年轻人终身劳动的积累能力，而“拼爹”“背景”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通道。许多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就已被分流：有人继承了家庭的社会资本，有人一毕业就负债累累。

　　这导致青年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加剧。一部分人通过家庭获得启动资金，轻松进入中产甚至富人阶层;而大多数人则被排除在生产资料之外，成为新无产阶级：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房产、没有储蓄，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勉强生存的收入。

　　更严重的是，这种“新无产阶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群体，也包括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无产者”。他们可能在互联网公司、教育机构或新媒体平台工作，看似光鲜亮丽，实际上依旧处于被雇佣的被动地位，一旦“优化”即被抛弃。

　　于是，青年人“越来越焦虑”不是偶然，而是阶级结构决定的。他们的“无望”，是对自身阶层固化的清醒认知;他们的“丧”，是对上升通道堵塞的绝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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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消费主义”与“虚假自由”：意识形态的殖民

　　青年人不只在物质上被剥削，在意识形态上也遭受着空前的殖民。

　　资本主义在当代最狡猾之处，在于它不再直接压制反抗，而是通过塑造“欲望”来转移青年人的斗争方向。以“消费主义”为例，年轻人被鼓励“通过消费来表达自我”，被引导将个性与品牌绑定，沉迷于短暂的快感与短视频的喧嚣。

　　这种对“自由”的迷幻，是虚假的自由。它不是摆脱压迫的自由，而是被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买哪款手机，但不能决定是否被算法操控;你可以选择去哪个城市打拼，但不能决定劳动市场是否公平。

　　同时，算法与大数据构筑的信息茧房，让青年人在思想上越来越碎片化、原子化，难以形成真正的集体意识。这正是资本所希望的局面：分散的个体无法形成组织，无法提出真正的对抗，也就难以打破现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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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出路何在?重建阶级意识与政治主体性

　　面对这些问题，出路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的变化并不依赖偶然的个人改变，而要从集体实践与阶级斗争中去寻求。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在青年中重建阶级意识。年轻人需要认识到自身并不是“失败者”，而是被结构性压迫的“被剥削者”。他们之所以“躺平”“摆烂”，不是懒惰，而是看穿了“打工换未来”的谎言。

　　同时，必须重建政治主体性。只有组织起来，青年才能从原子化的状态中走出，重建公共性、形成斗争力量。这意味着青年不仅要批判消费主义文化、算法暴政，更要思考如何介入公共政策、参与社会运动，甚至以新的方式实践社会主义理想。

　　这也呼唤国家层面的制度回应：如何改革教育、劳动、住房等政策，打破阶层垄断，拓宽上升通道，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这些努力，不能仅依赖“上面的善意”，更要依靠“下面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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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他们不是“废掉的一代”，而是“觉醒的一代”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他们被剥夺了很多东西，却仍在努力活着;他们看穿了许多幻象，却没有停止寻找意义;他们不再盲目相信奋斗，却开始重新定义“奋斗”;他们质疑、批判、怀疑，却也在重新组织、表达与团结。

　　他们不是“废掉的一代”，而是正在觉醒的一代。他们的沉默里藏着呐喊，他们的拒绝中蕴含希望。他们的问题，其实是时代的提问。他们的答案，也终将塑造未来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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