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与阶级根基

　　在某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反思”派知识分子的叙事中，一个长期存在、且极具迷惑性的问题被反复提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为何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不选择先走一段“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补上历史的课”，却要“急于”进入社会主义呢?

　　这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极其错误、脱离历史现实的前提。它暗示着，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的中国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平坦光明的康庄大道，而选择社会主义，则是毛泽东个人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偏执”或“乌托邦”幻想。这种论调，通过抽空中国近代史的血与火，将一个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肃战略抉择，轻描淡写地歪曲为个人的思想偏好。

　　然而，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绝非出于任何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对中国内部阶级状况和外部国际环境的、最深刻、最冷静、最科学的分析之后，所得出的唯一正确结论。

　　本文旨在系统性地论证：在20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实践上早已被证明是一条绝路、死路;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的唯一历史必然。

　　一、外部环境的铁壁：帝国主义绝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

　　近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任何不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来讨论中国道路问题的观点，都是虚伪和无知的。毛泽东深刻地洞察到，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都不再可能重复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

　　(一) 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瓜分世界，而非创造对手

　　正如列宁在其光辉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揭示的，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全球的土地、资源和市场，早已被少数几个金融资本主义大国瓜分完毕。

　　这些帝国主义列强的根本利益，绝不是帮助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能够与自己竞争的独立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它们的核心诉求，是将这些国家变为其倾销商品的市场、廉价原料的产地和输出过剩资本的投资场所。它们需要的是一个分裂的、软弱的、依附于它们而存在的半殖民地，而非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二) “先生”欺负“学生”：西方列强的百年侵略史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民曾无数次地尝试向“西方先生”学习，试图通过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来救亡图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

　　每一次中国试图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都会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绞杀、武装干涉或政治破坏。它们在中国扶植和收买各自的代理人——从清朝的封建官僚，到北洋的军阀，再到国民党的买办集团——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以方便它们进行吸血和掠夺。历史早已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这堵铁壁，彻底堵死了中国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的任何可能性。

　　二、内部力量的软弱：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与致命动摇

　　既然外部环境不允许，那么依靠中国内部的资产阶级，能否独立自主地领导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呢?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深刻分析，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带有先天的、不可克服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一) “两面性”的阶级根源：一手反帝反封，一手妥协依赖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他们具有反对“两座大山”、要求民族独立的革命性一面。这是他们与蒋介石所代表的、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区别的地方。

　　然而，他们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资本力量弱小，技术上依赖外国，市场上受制于人，在原料和土地上又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盘根错错节的关系。这决定了他们具有另一面，即害怕革命、害怕群众、随时准备与革命的敌人妥协的动摇性。他们既希望革命能为自己扫清发展障碍，又恐惧革命的洪流会冲垮自己脆弱的阶级地位。

　　(二) 从辛亥革命到蒋介石政权：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彻底破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地主和买办利益的袁世凯所篡夺，证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无力。

　　而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在1927年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彻底倒向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其建立的所谓“中华民国”，在本质上是一个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蒋介石政权的这段历史，以最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彻底破产。这条路，走不通!

　　三、革命的主力军：工农联盟的唯一正确选择

　　既然资产阶级靠不住，那么中国革命的力量究竟在哪里?毛泽东以其天才的洞察力，将目光投向了被历代统治者和改良派所忽视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

　　(一) 农民问题的核心地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中国的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在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最核心的诉求，就是“耕者有其田”。任何不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治力量，都绝不可能在中国站稳脚跟。

　　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与地主阶级的密切联系，不仅不能、而且不敢真正地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他们害怕这场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会动摇其整个统治基础。

　　(二)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唯一能领导农民革命到底的阶级

　　谁能领导农民完成土地革命呢?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近代中国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见的阶级。它自身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私心去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

　　因此，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制定和执行最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这个联盟，是中国革命最强大的主力军，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其最终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绝不可能是再建立一个由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

　　四、新民主主义的性质：通往社会主义的必要过渡

　　一些人为资本主义道路辩护时，常常会曲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声称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并认为中国应该长期停留在这一阶段。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歪曲。

　　(一) 新民主主义，绝非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早已明确地、反复地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其性质上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绝不是一个独立的、终结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它之所以叫“新”民主主义，就是因为它在“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和“前途”(通往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已经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本质的区别。它的历史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的、不可逾越的过渡阶段。

　　(二) 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就建立起了强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个国营经济，从一开始就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营经济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这本身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演化方向，必然是逐步地、和平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而言)向着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而非向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

　　(三) “五反”运动的教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必然激化

　　1952年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铁的事实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它暴露出，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依然会进行大量的违法活动，破坏国家经济秩序，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这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若不及时地、果断地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任其发展，就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严重后果。

　　五、人民的最终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是基于对敌我力量的现实分析，更是为了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未来。

　　(一) 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两极分化”问题

　　假如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会是怎样?毫无疑问，那将是在一个更残酷的、没有外部制约的“丛林法则”下，迅速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则会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赤贫阶层。

　　这样的社会，即使在经济总量上有所增长，也只会带来比旧社会更悬殊的贫富差距和更尖锐的社会矛盾。这完全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初衷，是将亿万人民的革命成果拱手让给少数新的剥削者。

　　(二) 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来说，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依靠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混乱无序的自由市场经济，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通过计划经济，将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二十几年所取得的辉煌工业化成就，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三) 真正的民族独立：从政治独立到经济独立

　　政治上的独立，如果不能带来经济上的独立，那这种独立就是不完整、不巩固的。如果中国选择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受制于人，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

　　只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真正地站立起来，以一个主权完整、国格尊严的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结论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绝非出于任何个人的主观偏好，而是对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和斗争史进行深刻总结后得出的唯一科学的、正确的历史抉择。

　　在外部，帝国主义绝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成为其竞争对手;在内部，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担负不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从革命的动力来看，只有依靠工农联盟，才能取得胜利，而这一联盟的政治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而非终点。

　　最终，从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来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避免两极分化，并最终赢得彻底的民族独立。历史向苦难的中国提出了一道严峻的问题：是继续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当一个任人宰割的奴隶，还是奋起反抗，建立一个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新世界?

　　毛泽东，代表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给出了唯一可能、也唯一正确的答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