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推荐了哪五本书？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他不仅善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还多次在全党倡导学习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两次向全党推荐了五本马列主义书籍，为我们党加强理论学习、赢得未来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2025年是党的七大召开80周年，重温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推荐的五本书，有助于新时代提升理论思维、增强理想信念，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
引言：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推荐了哪五本书?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强调：“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在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两次向全党推荐了五本马列主义著作。
毛泽东的第一次推荐是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他强调：“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的第二次推荐是1945年5月31日在党的七大上的结论中提出的。他强调：“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
◆珍贵的《共产党宣言》各版本。
上述五本马列主义书籍，是通过翻译传到中国的，对中国革命胜利有积极的帮助。针对当时党内一定程度存在的轻视理论工作、轻视翻译工作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作了澄清。1945年4月24日，他指出：“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毛泽东还强调：“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指出：“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他还举中国古代的唐僧和现代的鲁迅为例，说明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毛泽东推荐的第一本书：《共产党宣言》(1848年)
在1936年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认为：《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自己心中，使自己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它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这本书时指出：“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多次作过说明。他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明确说明：“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换言之，《宣言》主要是马克思(1818—1883)的作品。
◆1848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封面。
《共产党宣言》是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自1848年问世以来，它被译成200多种文字，出版数千个版本，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在中国，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这个译本在革命队伍和进步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前，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进步学者也积极投身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宣言》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文译本主要有：1930年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华岗译本;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成仿吾、徐冰译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博古译本;陈瘦石翻译的中文本(最初作为附录刊于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的《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下册，后来以单行本形式印行);乔冠华校译的中文本(1947年中国出版社出版，香港印刷合作社承印)。此外，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即由唯真译校的《宣言》中文本。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对该译文进行多次修订。不断修订和打磨译文是“为了使《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日臻完善，让《宣言》的精辟思想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代代相承”。由中央编译局(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院组建以后，继续推进有关编译工作)编译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该文库从2014年出版首批7种，截至2024年12月，已经推出8批32种)中的《共产党宣言》，较为通行且易携带。
毛泽东非常熟悉《共产党宣言》，经常引用它论述革命和建设的道理。这里仅列举他在党的七大上对《宣言》的两次创造性运用。这两次引用都出自1945年5月31日他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结论。
第一次引用是在阐释“放手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而不是冒险”这种组织队伍的正确方法时，毛泽东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强调：“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第二国际违背这一方针，崇拜自发论，一切听其自然。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联共党的领导下，先打倒沙皇，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后打倒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次是在阐述党性与个性问题时引用《共产党宣言》的两处文本。毛泽东深刻指出：“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毛泽东还强调：“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也高度重视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2018年4月23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作出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好用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读精思、学深悟透，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
毛泽东推荐的第二本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
这本书是恩格斯(1820—1895)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1880年1月至3月上半月，他应法国工人党领袖保·拉法格的请求，把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通俗著作。恩格斯在编辑时对《反杜林论》相关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这本书由拉法格译成法文，经恩格斯本人校阅后，起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至5期，同年出版单行本。1882年德文单行本(1883年出版)改用现在的标题。马克思指出：这本书包含着《反杜林论》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在中国，1912年，施仁荣将恩格斯这本书译成中文，在上海《新世界》半月刊连载发表，译名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曾提及这件事：“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28年，朱镜我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名著全译中文单行本。1938年，吴黎平的中译本在延安解放社出版。1943年，博古校译的中译本在延安解放社出版。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进行了多次修订。目前通行且易携带的中文单行本，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第一批书目的第四种。
◆恩格斯的题字赠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学理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它的正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评述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和欧文(1771—1858)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关于圣西门，恩格斯说：“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关于傅立叶，恩格斯写道：“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关于欧文，恩格斯写道：“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恩格斯还勾勒欧文转向共产主义之后30年的实践，认为：“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第二部分论述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精辟叙述现代唯物主义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毛泽东创造性运用恩格斯阐明的科学方法，对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功绩和局限作了辩证分析。
第三部分阐明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恩格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毛泽东推荐的第三本和第四本书：《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1905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
这两本书都是列宁(1870—1924)撰写的。早在1933年11月前后，毛泽东就曾向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推荐列宁的这两本书。他先是寄给彭德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在书上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寄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你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今译《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论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的重要著作。这本书1905年在日内瓦出版，当年在俄国国内翻印，在多个城市秘密流传。
新中国成立前，列宁这本书有多个译本，包括1929年8月由上海中外研究学会出版的陈文瑞译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1年出版的译本;1947年10月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曹葆华译本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编译局对这一著作的译文作了多次修订。较为通行且易携带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文本，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第五批书目中的一种。
列宁这一著作内涵十分丰富，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引用其中的见解，阐述革命和建设的道理。
比如，借鉴该书关于在一定阶段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好处的洞见，批评民粹派的错误观点。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俄国民粹派“‘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最终“变成了反革命”。而布尔什维克则采取不同的策略：“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据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又如，借鉴该书对革命领导权的重视，分析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遭受挫折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再如，通过提示列宁这本书解决新问题的价值，强调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写不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重要著作。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以后，欧美很多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为了帮助这些党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至8月)召开前夕撰写了这本书。该书俄文本于1920年6月12日出版，接着法文本和英文本于7月在俄国出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本书分发给了代表大会全体代表。1920年下半年，该书的德、英、法、意译本分别在柏林、汉堡、伦敦、纽约、巴黎和米兰出版。
在中国，这本书最早由子云(刘仁静)摘译第十节《几点结论》，以《列宁主义的革命战术》为题连载于1926年上海出版的《中国青年》。1936年6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46年7月，张仲实的译本收入《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8卷，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编译局多次修订译文。目前通行且易携带的中文本，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第三批书目中的一种。
列宁这一著作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列举毛泽东对其中若干思想资源的借鉴和运用。
比如，借鉴“‘左’倾幼稚病”这一表述，批评缺乏政治经验的做法。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一部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理解的青年军官孙铭九等，派人将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等枪杀。毛泽东认为：这是缺乏政治经验的幼稚行为。1937年3月1日，他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说：“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又如，借鉴其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对待错误郑重态度的论述。列宁写道：“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列宁认为：“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毛泽东重视列宁的这些观点，并多次引用。1956年4月，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加写的文字中引用列宁的话，指出：“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次引用列宁的话，指出：“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再次引用列宁的话，写道：“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简言之，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社会现实政治复杂斗争中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政治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列宁对无产阶级提出殷切期望：“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第62-63页)
毛泽东推荐的第五本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1879—1953)直接领导和主持编写的系统介绍联共(布)党史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的著作。1938年9月，这部书各章的内容在《真理报》上连载发表，10月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全书约43万字，由导言、正文(分十二章)和结束语组成。该书一度被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成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唯一范本。1939年，它被翻译成中文。1940年以后，这本书多次被中共中央列为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目。新中国成立后，该书一度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的教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
相较于前四本薄薄的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篇幅更厚一些。本文简要梳理毛泽东对这部书的一些引用和评价。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这里强调的是《联共党史》的开创性意义。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介绍当时会场分发的《宣传指南》(包含四篇文章)小册子，里面的第一篇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摘出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在引用其中的三段文本后，毛泽东强调：“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这是从《联共党史》汲取改进文风、提高宣传质量的积极养分。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深刻指出：“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毛泽东引用《庄子》和《联共党史》，看重的是两者都蕴含的有生命力事物由小到大发展这一辩证道理。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这是批评斯大林没有讲清楚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只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
简言之，毛泽东看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开创性贡献、注意汲取其中可用来指导实际的工作方法，欣赏其开篇语蕴含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通的有生命力事物由小到大发展的辩证道理;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批评其中一些观点的片面性。
重温毛泽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向全党推荐的五本马列主义书籍，笔者想起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开篇关于研究马克思著作面临困难的形象描述：“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如何解决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面临的这一困难?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给出的回答是：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精选五本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著作，指明具体学习和运用的方法。这种身体力行的倡导，对新时代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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