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指示威力大的秘诀，是不是?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的指示曾经被称作“最高指示”，不无道理。毛主席的路线可以说就是群众路线。毛主席“6·26指示”从提出到贯彻执行，无不体现群众路线，也就是说这个指示本身是“从群众中来”的，这是毛主席独有的思想意识和工作习惯——倾听群众的呼声，以至于群众的呼声还来不及发出，毛主席就听到了，就意识到了，这是由器而道的过程——毛主席根据群众的呼声，形成党的具体工作的方针政策或策略，然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贯彻下去，这是由道而器的过程。这样的由器而道，由道而器的过程，是毛泽东文化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一切在优善易强圆应六个维度里，都是独树一帜的，最后的落脚点是应——响应——倾听群众的呼声。
一般会说的人比较引人注目。而会听的人，善于倾听的人，则很少被人提及。一个领导者如果不善于倾听，就很难在实践中广泛获得群众的意见，那么做决策的根据就难免有所缺憾。实际上，那些干大事的人，往往都是善于倾听的人。毛主席在他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过人的倾听能力。
毛主席：绝对禁止不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就作出害死人的决策
我们在描述毛主席领导艺术时，常用词语包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这都包含有他善于倾听的意思。毛主席的确有非凡的“听力”。
本文要点：
1.毛主席的听课艺术;
2.要当群众的先生：首先得当群众的学生;
3.毛主席着力培养这样的干部：听不到群众意见心发慌，听到了群众意见心亮堂。
01
新华博客原文：毛主席的听课艺术
2011-01-20 11:46:15.0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善于倾听，这是历史早就证明了的。可是，当遇到一个讲课并不十分好的老师，他会怎样做呢?
基辛格曾经对毛主席注意力集中的意志力佩服之至。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撰写《论持久战》之后，仍注意继续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郭化若将军记得：1938年9月间，毛主席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我军高级将领，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这期间的座谈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内容。
何思敬就是曾被毛主席称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律学家”。
何思敬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2月回国，受广东革命政府之聘，到国立中山大学任法学院教授兼法学院副院长。后多次在讲台上揭露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取消赴德留学考察计划，在上海参加文化界反日会，初负责宣传工作，后主持会务。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号召，倾囊捐款支持上海军民抗日，并撰文揭露日本侵略野心，抨击蒋介石退让政策，呼吁抗日。
1932年5月，何思敬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重返中山大学，任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何思敬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就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G.W.F.黑格尔的法哲学、精神现象学，开设《经济学》、《方法论》和《战争哲学》等课程，讲授《资本论》、《黑格尔哲学和唯物辩证法》、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7年何思敬到达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译校，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延安新哲学会负责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领导成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哲学手稿》、《论综合技术教育》、《国民经济批判大纲》和黑格尔的《法律学批判》与《大逻辑》等著作，并受毛主席的委托编译了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
另据徐懋庸回忆：当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战略学” 的内容时，由于何思敬照着德文原著随译随讲，讲得实在不大高明。每次讲完出来时，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真，还拿着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非常惊奇，因为不管何思敬讲得如何不好，毛主席都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这就是毛主席的过人之处。这也体现了毛主席对别人的尊重。
他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常常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信息。
因此毛主席就能更全面了解情况，更全面掌握信息，这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圆满。
毛泽东文化有个维度，圆。
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性，在倾听，听课这方面，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的。
我主张讲课要生动，这是对教师的要求。而对于学生而言，则不能因为老师讲的不好而不听讲。如果一个人能够从不喜欢的课程里，从不喜欢去听他讲课的老师那里，还能够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那是过人的本领。
其实这才是听讲的真正主动性之所在。
有人总是瞧不起普通群众，嫌他们说话水平差，其实在群众语言里蕴含有智慧，你不听，当然就得不到。
02
要当群众的先生：
首先得当群众的学生
毛主席从来都是将教与学，放在一起考量的。
也就是说，没有单纯的教，也没有单纯的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一贯只教别人的“教师爷”了。
教师，之所以有资格教别人，因为教师先学一步，多学一点。
毛主席逝世后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喜欢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关键是要把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搞清楚，毛主席的《实践论》，是讲“知与行关系”的。
脱离群众的实践，是什么实践?是社会实践吗?
只有不脱离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用作检验真理，是不是?
用脱离群众的“实践”检验的“真理”，很可能不是真理，很有可能是谬误，是不是?
因此，倾听群众的呼声，有多重要!
03
毛主席着力培养这样的干部：听不到群众意见心发慌，听到了群众意见心亮堂
贯彻“6·26指示”过程中，有个典型，那就是被称作“赤脚医生第一人”的王桂珍，她后来被周恩来总理亲自调到北京卫生部工作，担任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用现在的话说，是副部级干部了。
可是，王桂珍是怎么工作的呢?是不是一如既往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当时像她这样新提拔起来的干部，都是工作“三三制”。这是由陈永贵设计，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制度。简单说，新提拔的干部，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各地调查研究，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工作(劳动)。
这是不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制度保障?
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会怎样呢?
请注意，那个时候医疗卫生战线像王桂珍这样一大批干部，他们中许多人当初被选为当赤脚医生时，就经过群众的严格筛选的，群众熟悉他们，随时随地都看着他们怎样工作，这样就能及时发现问题的。
就全国而言，在各条战线都是这么选拔干部的，像王桂珍这样的干部到处都有，著名的有王进喜、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吕玉兰、徐建春、吴仁宝等等。
这样，到了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时，“6·26指示”发表10周年了，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那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卫生战线的深刻革命——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十周年》。
从1965年毛主席发出著名的《六·二六指示》算起，经过十年时间，到了1975年底，据当时的《卫生部关于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报告》，我国农村“赤脚医生”数量已经达到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有390多万人。这相当于全国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将赤脚医生普及到了生产大队，也就是我们在电影《春苗》、《红雨》里看到的那种情景，贫下中农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自己熟悉的医生，这不就相当于享受高级干部的保健医生待遇吗?
最后还提个问题：“6·26指示”发出10年后(参看上图)，农村以至于全国涌现了多少白求恩式的医护人员?
这是怎样的破立?
以后的事情怎么办呢?
至少要在产生新的举措时想一想，该举措的受益者是谁——是不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这是我们纪念6·26指示60周年最需要考量的现实问题，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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