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为什么共产党不怕工人呢——抗战时期解放区工人的生活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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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战时的解放区，职工们不是奴才，不是客人，不是旁观者，而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人之一”。本文摘自《我们的民主传统——抗日时期放区政治生活风貌》，小册子原名《光荣归于民主》，本来是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作者是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本文原标题“工人的生活和地位”。当时作者的任务是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介绍解放区的民主生活，让人们拿解放区那些活生生的事实，去对照和反对国民党反共卖国独裁的倒行逆施，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文 | 李普

　　一

　　最近，华中职工联合会筹备处代表华中二十万工人，打了一个电报给胡世合的家属和大后方的工友，在对胡世合被特务人员打死表示了兄弟般的深切的同情和悲愤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注：胡世合，重庆电力公司工人。一九四五年，国民党特务们办的一个餐厅违法偷电，电力公司于二月十九日派胡世合等三位工人前去剪偷电的电线。该餐厅“外交经理”田凯(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第一警备特务)拔出左轮，将胡击毙，将另外两位工人击伤。工人们和各界人民群情激愤，新华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声讨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二月廿日公祭胡世合的第一天，各界市民到场致祭的达八万多人。国民党政府害怕事态扩大，只得把特务田凯枪决)：

　　“我们华中区的职工，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我们是被解放了。我们组织了抗日武装的队伍，x x x x x x x x x。我们在新民主主义政权里，有说话开会的权利。各政府机关里，有我们自己的代表，我们参加管理国家大事。”(注：这些“x x”是原来新华日报上就有的，那些文句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了。电报的原文现在找不着，无法补正。那时“新四军”也是不许说的，所以本书中曾经“印有许多“新x军”，这次重版都改过来了。)

　　工人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陕甘宁边区工人参议员陈孝良今年二十六岁，过去在上海一家五金行当学徒，一九三八年到边区进实验工厂，一九四一年被工人们选为参议员，那时候他才二十二岁。去年冬季出席边区参议会的时候，他提出“大工厂帮助小工厂”的主张。他是从上海去的，我希望上海的工友们有人认识他。被称为“边区工人的旗帜”的赵占魁也是参议员之一，去年冬天出席会议之前，农具工厂的全体工人联名给他写了一封信：

　　赵占魁同志：

　　请你代表我们全体工人向参议会提出几点意见：(一)工人因工作死亡或残废，应请大会上规定抚恤。(二)我们工厂里的学徒有请假不归的，希望在会上提起各地方政府注意，帮助督促归厂。(三)我们希望在会上提起各位参议员照顾学徒的家属生活，使学徒能安心在厂工作。(四)请在会上传达我们的意见，要求剧团常到工厂来演戏。

　　我们敬祝这次参议会成功!

　　农具工厂全体工人

　　工人们都知道：参议会是解决各阶层人民有关抗战建国的问题的地方;同时，有他们自己的人在里面，也是解决他们本身问题的地方。在陕甘宁边区两百个左右的参议员中，工人参议员有二十二人。在各县参议会中，有九十七名城乡工人参议员。

　　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大选中，工人百分之八十参加了选举。仅是阜平等七个县选举的结果，各县政府委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八，区主任和秘书占百分之五，区长占百分之三，县参议员占百分之四，乡主任和秘书占百分之六。

　　在华中解放区的各地政权机构中，工人占全数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其他各解放区，情形大体相同。

　　如果他们被选为参议员，对他们职业上的工作毫无妨碍。如果是政府机构中的工作，等到任期满了，他又可以重新拿起他原来的工具。在欧美那样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比如美国，除了一大批职业的政客以外，有许多政府要人原本是经理，厂主，或者律师。任期满了，再回到原来的职业上去，继续当资本家等等。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我们也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做。但我们回去是再当工人，农民等等，不是当资本家。

　　陕甘宁边区鄜县太乐区的区长全万明是一个铁匠，一直到现在，几年了，他从没有放下他的铁砧和铁锤。

　　办完了公事，有了空，他就叮叮哨打起来，打鎯头，打镢头，忙个不停。

　　管理政治将渐渐地成为每一个男女都能够担任的工作，而不再是某些少数人固定的职业，——这是民主的道路。

　　二

　　工人的民主从工会的组织开始。工会是他们自己的，不是官办也不是由旁人包办。他们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所有参加各级政权工作的工人，都是首先在职工会表现了他们的品质和才能，而为工人们所信赖的。公营工厂的职工会主任，都参加厂务管理委员会，参加管理工厂。所有职工，都有对工厂提出意见的权利。他们有自己的壁报，可以对工厂以及政府的任何方面发言。

　　人们都称道各解放区劳动竞赛的成就，这是由职工会负责推动的。到处都涌现了劳动英雄，他们的生产超过一般工人生产的一两倍甚至更多，因此成为大家学习和竞赛的方向。在竞赛运动之中，各地工人的劳动效率都有显著的提高，有的达到一倍或一倍以上。晋察冀解放区有一家印厂，十九位职工做完了原来五十个人的工作，而且质量提高了，原料节省了。

　　陕甘宁边区决定自造炮弹。制造炮弹的机器图样打好了。工人们开了一个会，决定了“造机器”的四十天突击计划，同时还要筑造安设机器的厂房。

　　四十天!x x部机器!x x间房屋!

　　四十天，一切都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翻铸机件超过计划百分之八十一，翻铸炮弹壳超过计划百分之十七，又在计划之外翻铸了x x x 二五七九个。虽然中途发现熔炉不合用，临时改造了熔炉，引擎也曾一度发生毛病，修了三天三夜才又转动，但是，他们完成并且超过了预定的全部计划。

　　为了增加产量，工程师又设计了一部翻铸炮弹的机器。比手工翻造，产量提高了五倍。

　　为了大量翻铸炮弹机器，工人们又订出了二十天的突击计划：化铜x 万磅，铸炮弹机x 部，铜砂箱x 付。——二十天，计划又完成了。

　　那紧张的程度，可以和战场上的肉搏相比。在两次突击中，几十个人的脚给铁水烫伤了，但谁也顾不得休息。他们兴冲冲地说“宁舍四两肉，不舍一炉火。”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另一句更准确的话是：“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咱工人在后方也是一样。”

　　接着，他们在工厂附近的山头轰隆轰隆试了好几十炮。然后，一批一批的炮弹运到前方去了。

　　三

　　对私营工业，中共的政策是照顾劳资双方的利益。要适当改善工人的生活，也要让资方有利可图。如果和战前比较，各解放区一般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政府的法令上一般规定每个熟练工人的工资，除本人生活消费之外，要保证维持一人到一个半人的生活。为了避免工资受物价影响，规定一律以实物支付工资。

　　李继华是一个打铁的工人，工作一年收入了十五担小米。一年中，他支出了些什么呢?

　　一套棉衣一担二斗，一件皮大衣二担，换被子布四斗，一条绒毡和背毡五斗，一双布鞋二斗，三双单鞋五斗五升，两条毛巾五升，十二条肥皂一斗，灯油二斗，吃饭三担二斗，其他零用一担三斗。

　　以上共支出九担七斗，剩余五担三斗。这担是大担，每担约三百斤。五担三斗小米，我不知道在重庆可以值多少钱。

　　李继华所在的这个工厂有一百个人以上，因此有俱乐部，托儿所，子弟学校，职工夜校，如果生病，可以免费治疗。文化教育的经费，在公营工厂，是由工厂以平均工资为基数，按每人百分之三来支付的。上述其他福利事业的经费，由政府补助一部分。

　　重要的事情还不限于这些数目字，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职工会在这些事情中所起的作用。陕甘宁边区的工资完全改发实物，是从一九四三年开始，由边区政府和总工会共同商定的。

　　工人们不仅参加作战，也参加管理政治;不仅参加管理工厂，也参加处理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

　　我想起冯玉祥将军(注：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 出身行伍。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曾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三年与中共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在蒋日联合进攻下失败。一九四八年八月，时在国外，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途中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在陪都(重庆)某工厂的讲演来，他精辟而严肃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共产党不怕工人呢?”

　　今年(一九四五)二月初，世界工会大会在伦敦开会的时候，代表解放区八十万有组织的工人的中国各解放区各职工会，联合打了一个电报。电文中有一句话很能说明工人在解放区的生活和地位，同时对冯将军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那句话是：

　　在中国解放区，职工们不是奴才，不是客人，不是旁观者，而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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