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村十日》：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解放——土地改革题材经典文学札记之七
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马加著，东北书店西元1948年11月初版。
这部小说，以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土地改革中的“煮夹生饭”阶段(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文件中称为“解决‘半生不熟’问题”)为背景。
所谓“夹生饭”(或曰“半生不熟”)，是指东北解放区从西元1946年7月到11月普遍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但由于一些地方党委思想认识偏差和国民党军事威胁紧迫等主、客观因素影响，许多地区土改斗争浮于表面，广大贫苦农民没有被真正发动起来，地主恶霸的威风没有被打掉，地主还在心理上统治着农民，甚至通过操控混入农会的狗腿子暗地里统治着农民，农民没有真正获得土改成果，或者不敢接受土改成果。中共中央东北局将这种状况称为土改运动“半生不熟”，要求各地党委和土改工作团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垮汉奸、豪绅、恶霸地主势力，使贫苦农民真正获得土改斗争果实，“把夹生饭煮成熟饭”。
这部小说，就描写了佳木斯附近一个村庄“煮夹生饭”的头十天发生的变化。小说写到：
佳木斯市委新派出的土改工作干部沈洪，搭乘车夫金永生驾驭的马拉爬犁，顶风冒雪来到高家村。在路上，沈洪就听金永生不满意地提到，他家在前期土改中只分到几亩无法种庄稼的“炉灰渣子地”;在村里，沈洪又了解到，前任土改干部选任的农会会长任云峰和大地主高福彬关系密切，并暗通国民党和土匪，恐吓压制贫苦农民，导致高家村土改工作没有真正开展，任云峰被抓后，一些农民自发组织秘密小组会，想要斗地主、分田地，但现在小组会的会长刁金贵很可疑，而现任土改干部何彩亭工作能力不强，工作迟缓、不够深入。沈洪当机立断，召集村民开会，讲解了土地法大纲，宣布“贫雇农当家”，成立贫雇农大会。贫雇农大会由贫苦农民自己主持，很快划好了阶级，并选出了权力机构贫雇农委员会。在贫雇农委员会的率领下，农民们揭露了地主高福彬企图利用狗腿子刁金贵破坏土改的阴谋，没收了高福彬家的粮食、衣物和马匹等，并追缴了他藏到外地的财物。委员会又召开斗争大会，由村民们对高福彬诉苦、申冤、斥责，彻底打下了他的威势，使群众坚定了斗争信心。随后，通过分衣裳(平分没收的地主衣物)、起浮产(挖出地主埋藏的金银钱财)、落实中农政策、分车马(平分地主的大车、牲口)、领果实(平分地主钱物)、组织插犋小组(几家农民合作耕种)、教育吸收落后人家加入农会等行动，鼓舞、团结了最广大的群众，巩固了贫雇农大会。村民们热情高昂，选出量地小组开始丈量土地，为下一步平分土地作准备。夜里，贫雇农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沈洪烤着火闲谈，大家回顾土改以来发生的一些事，喜悦地规划着革命成功后的生产、生活，并一致同意将地主高福彬起的村名“高家村”更改为“江山村”，以庆祝“人民坐江山”。
可以看到，在短短的十天里，江山村的土改运动就从“半生不熟”发展到“成熟”在望了。这种迅猛发展，是由于这个村前期土改虽然“半生不熟”，但毕竟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造成了震动，使贫苦农民有了翻身的期盼，“经过半年天气，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打了胜仗”，“贺司令抓住了谢文东”，消灭了土匪，群众对人民政府有了信心，这时候“正赶上外屯煮夹生饭，又分房子又分地”，村民们“一看，就红眼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土改愿望已经像一大片干柴，一投上“贫雇农当家”的火种，自然就熊熊燃烧起来。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社会革命，过程中难免出现差错，纠正错误后革命的正向进程往往更快。
小说只用少量的篇幅表现土改干部和农民先进分子的引导、带头作用，主要的笔墨放在谨慎多虑的金永生、“毛病”较多的李大嘴、温顺被动的周兰身上，以他们为广大贫苦农民的代表，通过描写他们在土改运动中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的发展变化，展现“在平分土地当中，出现了新的面貌，也出现了一群新的人物，新的人物流露出新的喜悦感情”，从而彰显土地革命在促进政治、经济进步的同时，也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解放。
靠给富家赶车为生的“老板子”(东北话里指马车夫)金永生，“他父亲是这里开荒占草的老户，这排拉手平地就是经他父亲的手开起来的，起早贪黑，披星星，戴月亮，一滴血一滴汗地，把一片树木狼林的北大荒开成了良田，在石头土块上建筑了村落”，但经过满清末年、“民国”统治和伪满时期，他们家的土地被反动官府、军阀、日寇和地主一次次侵占、讹诈、强抢、逼赔，“连一根垄头子也都没有了”。金永生愤恨而无奈。共产党来实行土地改革，这让他心动，“仗着人多势众”，曾参与“大家核计分地”，却被坏人任云峰利用作风粗暴的土改干部“裴工作”压制住了，把他“剋得茄子皮色”。这对金永生打击很大，虽然看到后来的土改干部何彩亭“人可和气啦”，还是什么都不对他说了。新任土改干部沈洪平易近人，让金永生感到“见面熟”，有好感。沈洪登门了解情况，金永生对他诉说了自家土地被逐渐侵夺的辛酸、高福彬以赔马为名逼夺了他家“最后一条命根子”“江沿那垧地”的惨痛、以及他向高福彬“借一斗苞米渣子”却遭到嘲骂的耻辱，但仍没有表达出自己对前期土改干部的不满和对斗倒地主分田地的期盼。“煮夹生饭”开始后，金永生不争先出头，只跟着大家参加贫雇农大会，跟着大家去高福彬家没收衣物;斗争高福彬大会上，他想诉苦申冤，却又迟疑不前，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责问高福彬逼夺自己家“江沿那垧地”的事;分到了没收的地主衣裳后，他心里踏实了，不住念叨着“共产党来了，给咱分田又分地”;他开始真正进入“贫雇农当家”的角色，主动照料没收的牲口，出主意让大家分组联合起来“合伙插犋”，坚定地支持儿子参军，并积极参加量地小组为分田作准备。他欣喜地憧憬未来，坚信“人民坐江山，像松花江一样长，像南山一样远，说不上有几千万年长远呢!”金永生是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典型代表，他们勤劳、纯朴、善良，为生活忍辱负重，但并不乏骨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作为得到解放的人民，成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跑腿子”(单身汉)李大嘴，是个家徒四壁的穷人，靠给地主打工维持生活。他为人粗率，胆大，敢于说话，是个活跃分子。他积极参加土改运动“煮夹生饭”，开贫雇农大会、没收高家衣物、起浮产、斗争地主、分衣分马等等，他都冲在最前面，对村里的土改起到了一定的带头和推动作用。但他头脑简单，做事鲁莽，以为“贫雇农当家”就可以随心所欲，还因为看不惯中农陈二踹子的自私，就不顾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总想没收人家的海黧马。他还有爱到别人家“串门子白吃”、“好耍钱”、“不好干活”的毛病。对此，在贫雇农大会上，众人把他“提出来”批评责难，他都一一当众道歉，承认了错误。像这样一个具有革命性但又带着一点儿游民习气的人，贫雇农大会能够发挥他的积极因素，抑制他的消极因素，使他逐渐成长。
周兰是个“小门小户”人家的女儿，“十八岁了，一朵花刚开，大事小情，什么也没有经验过，从小念过二年书，能描花样子，长大了学针线，会缝补衣裳，以后下了地，能薅苗拔草，和青年妇女在一块堆，说说笑笑，天塌下来都不管”。她每天晚上去村里的妇女识字班认字，对教认字、教唱歌的金永生的儿子金成暗生好感。邻居曾给她和金成保媒，但她妈妈贪图彩礼，把她许给了地主高福彬那个“小矮个，红鼻尖，蛤蟆眼睛”的十五岁的儿子，她心里委屈，却不敢反抗。她内心充满年轻人对新事物和集体活动的向往，想要“开脑筋”、找“自由”，但在贫雇农划阶级的会场被大家视为“和地主沾边挂拐”而奚落，使她羞愧万分。她围观对高福彬老婆“过堂追浮产”，为自己和她有那样的关系而生气。她躲在街边看着大家热热闹闹地分衣裳，心中充满羡慕。她心里埋怨妈妈，又纠结于妈妈是“为着她一个人”，但最终还是忍不住当着妈妈说出了埋怨的话。妈妈终于转变了思想，而周兰也在贫雇农大会上当众宣布与高福彬的儿子“打离婚”，并在大家的撮合下明确了与金成的亲事。这个充满青春向往但性情柔弱的姑娘，也被土改运动的潮流带入了新的时代。
其他人物，例如血气方刚的金成、热心的张大嫂、强势而贪财的周老太太、沉稳的农会主任吴万申、胆小怕事的孙老蔫、凶恶狡诈的地主高福彬等等，虽然着墨不多，也都各自呈现了在运动中的变化。
小说最突出的风格是把景物描写、事件叙述、人物心理和动作表现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使人物的性格、心理的变化和事件的进程相互呈现、烘托。
例如，在斗争高福彬的大会上，金永生“望见了高福彬那张煞白的凹口脸，颧骨突出来，痉着鼻子，失了神的灰白目光对着炉口的死烟，越来越暗淡了。”“金永生心里想：‘逼我出官车，扣我江沿地的时候，这老头子的眼睛该怎么凶呢!吹胡子瞪眼睛的，翻脸不认得人，那鼓肚的眼睛烤得象火镜一般，我连看都不敢看。怎么现在也鼠匿了?’他想来觉得窝一肚子火，那股火在他的心腔里憋得快要出头了。现在，该着他出来伸冤的时候，瞅了瞅高福彬的老窟窿眼，不知不觉地打了个迟。”当他最终忍不住提到自己被高福彬逼赔去的“江沿那垧地”，高福彬“使了软招子”企图蒙混过去时，他“截住高福彬的话，气得浑身直哆嗦，扎煞着两手，半截破皮褂子晃动，快要搭拉到小老头的胡子上”，高声痛斥起来。这一系列描写，生动地刻画了金永生的心慈面软而又嫉恶如仇的性格。
还有描写周兰到院子里透气：“外头没有一点风丝，谷草垛上的草梢也不摇动，有几只家雀落在谷草绕子上吵着架，从上滚到下，有人用木棍敲着木板障子，家雀向隔壁的房脊飞去了。当院子白净净的，鸦雀无声。周兰觉得当院子畅快，那高高的谷草垛，白花花的树挂，木板障子，房檐子，淡青色的天空，她不知道看有多少遍了，她对于院子里每一样东西都觉得亲切。她想到远处一些东西。家雀该有多么好呢!愿意飞到什么地方，就飞到什么地方。她在家里该有多么闷屈啊!会也不能开，门也不能串，昨天晚上偷偷地去看过堂，到现在还是提心吊胆的。她觉得她实在闷屈啊!”这一段情景交融、物心相衬的叙写，栩栩如生地描摹出一个青春苦闷、想往自由的农村姑娘的形象，为她后面的加入贫雇农大会做了思想感情的铺垫。
这部小说没有全面描写土改运动的整个过程，但在塑造土改运动中的人的同时，也展现了一些具体的行动。
例如，在贫雇农大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恶霸的家当全没收”后，李大嘴一声招呼，“带着一伙人”，“一直地对着高福彬的院子里走去”，他“踢开了房门，掀开了门帘子”，带头“闯”了进去。高福彬和“他的撅嘴老婆”态度嚣张，“李大嘴有些生气”，命令“上炕翻呀”，金永生“赶紧跳到炕上去，趴踏着泥雪的靰鞡脚，炕上的黄炕毡和白褥单沾上了泥点子，跨过高福彬老婆的背后，向炕梢走去，打开油漆的柜门去掏包袱。这时候，他的儿子从八仙桌子跳到柜盖上，翻了猪皮箱子，倒了梳头匣子，抛下绣花枕头，扔下了被，不一会功夫把屋子里的东西翻遍。常俊岩随身带着账本子，一边检查东西，一边落账。……”
这种场面，恰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到的“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看上去似乎有点儿“乱”，但这是农村“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的开端。而“带着账本子落账”，反映出农会的组织和条理。
而金永生面对高福彬“还邪虎(凶，厉害)”的神情，“他想起过去给高福彬当老板子的情形：光着脚，披着麻袋，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子，掀开门帘，立刻看见老头子戴着那副眼镜，黑眼珠正盯着他披的麻袋呢!吓得他浑身哆嗦，不敢吱声，如果那老头龇着大金牙笑一笑，他觉得站在地上的两只脚都站不稳了。现在他不是参加贫雇农大会么!过去的影子从他的眼前一飘就过去了。他觉得他应该挺起腰板来，长长志气，吐一口气。”
这样一段心理描写，正好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说的：“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还有分配没收的地主衣服的方式：“贫雇农评了一天等级，编了号码，领了扉子。到了晚上，七百多件衣裳也倒动到大街上去了，分成堆，标明价钱，按市价减半核成四百八十七万。……评判员已经到场，基干队布置好了岗哨，拿扉子的人们正张罗着站排，一切都停当了，大家单等着排号领果实。”“金永生排在第二等的前面”，他挑选的衣裳“正正是十万元。他把十万元的一张扉子交给常俊岩，把东西裹成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扛在肩头上，走出了场子。”这种组织工作的细致、周到，分配形式的合理、公平和方便，体现出翻身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是文学描写，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料。
这部小说是继《暴风骤雨》之后第二部东北土地改革题材的小说，最初出版于西元1948年11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小说中用了不少作者娴熟的东北方言和俗语，富于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
小说作者马加是辽宁人，西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关内，西元1938年到延安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随同干部队返回东北。西元1946年7月，马加参加了佳木斯市桦川县长发区土改工作队;西元1947年12月，已担任中共佳木斯市佳东区委书记的马加来到东郊的高家屯，在村子里一住就是十天。他白天参加繁忙的平分土地运动，夜晚在煤油灯下挥笔疾书，依据真人真事，经过一个月的创作，到西元1948年2月完成了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初稿。马加在书中把高家屯改成江山村，寓意人民坐了江山，成为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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