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连加班都敢怒不敢言的软蛋，提起抗日就敢捐条命”？

　　有人在知乎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反驳「连加班都敢怒不敢言的软蛋，提起抗日就敢捐条命」?”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前不久网络上流传出了著名导演谢飞在北京电影学院谈他为什么不拍战争电影的一段视频，谢飞说：

　　“我没拍过一部战争的电影，我也没拍过一部革命史的电影。都找过我，比如国歌、长征都找过我。我为什么不拍?我主要是觉得你现在给我的剧本对历史的解释是简单化的，是概念的，是片面的。历史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战争，它总体来讲，战争对人类是灾难，它存在着侵略和反侵略、正义和非正义等方面，但是总体战争是就不应该让它发生。所以有些东西，我就不能简单取歌颂它……”

　　这段话里谢飞是知道战争存在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的，只是他不认同对正义的定义，认为“是简单化的，是概念的，是片面的”。按照谢飞的说法，国歌(抗日战争中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长征的正义性都存疑了，谢飞后面还提到了长津湖，也就说抗美援朝战争也在他的质疑之列，这等于是把反侵略的战争(抗日、抗美援朝)以及反抗阶级压迫的战争(长征)的正义性全都解构掉了。

　　按照谢飞“战争是就不应该让它发生”的说法，是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中国人民也不该去反抗?蒋介石屠杀了工农群众，工农群众也不该去反抗呢?因为你一反抗，战争它不就发生了?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抗日”战争是有特定含义的，完整的意思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是指中国主动挑起的对日战争。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不容否定;而今天中国人民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势力美化侵略战争的种种倒行逆施的愤怒情绪同样是正义的。

　　至于说“反抗加班”与“抗日”是两对完全不同的矛盾，前者是阶级矛盾，后者是民族矛盾。我们应该反对种种别有用心的“混为一谈”：既要反对民族资本家通过操纵民族情绪奴役劳动人民;也要反对效命于新帝国主义的买办势力利用内部的阶级矛盾去瓦解民众反抗外部侵略的斗志——就像今天的一些自由派拿哈马斯本身的问题，去洗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行径。

　　当然，这两对不同的矛盾并非没有关联，历史已经给出过答案。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动员民众、军队建设及其内部机制上展现出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正是由两党截然对立的阶级属性决定的，而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了两党的抗战成效和民众支持度。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各阶层抗日、改善农民生活推行了灵活的土地政策，与土地革命时期有所不同的，根据地内部并没有立即取消地主阶级，而是减租减息为核心内容的土地调整策略。该政策要求地主减少地租和利息，抑制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同时农民需继续交租交息。此举有效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团结了各个阶层。这种“妥协”举措根本而言是由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在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抗战后期，土地政策与战时动员结合，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推动生产集体化，进一步改变农村传统经济结构。

　　政策实施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抗战和生产热情。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养殖业、运输业和手工纺织业、合作社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是过去对地主“敢怒不敢言的软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为英勇无畏的抗日战士。

　　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的全民族抗战局面，青年踊跃参军，妇女组成洗衣队、救护队支援作战，“太行奶娘”用乳汁乃至生命守护革命后代。据统计，仅在抗日根据地的腹地——总计7万人口的山西左权县，就有1万人参军、1万人支前、1万人牺牲;又如咱们前面批评电视剧《生万物》时提到的山东莒南县，中共通过减租减息运动以及后来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广大贫苦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了，抗日战争中共有13698人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又有4600人参加解放军，更有30万民工支前。

　　反观国统区，即便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仍然没有丝毫减弱，贫苦的农民只是为了有一口饭吃才被迫参军。对地主“敢怒不敢言的软蛋”，被迫前往抗日前线“捐条命”。

　　国民政府在征兵过程中，部队的负责军官往往与地方乡绅、乡镇保长勾结，强拉壮丁、受贿替换、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层出不穷。农民一旦被征入伍，政府对被征壮丁家庭缺乏妥善补偿措施，且壮丁在营“难得温饱，缺乏医护，还常受虐待、毒打”。据统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总计征集壮丁14050521人，但实际送到部队的只有12138184人，其中有近200万人在输送过程中“不知所终”(非战斗减员，包括病死、饿死、逃亡等)。1942年，湖南省攸县甚至发生了震惊全省的特大征兵舞弊案，县、乡两级官员相互勾结，敲诈勒索，鱼肉人民。

　　国民党军队内部腐败问题尤其惊人，虚报士兵人数以冒领军饷的现象极为普遍。1942年浙赣会战期间，第三战区某些部队的官长甚至“派副官赴上海接女子来玩”;上行下效，士兵则军纪涣散，“到处拉夫、鸣枪示威”、“到处搜劫”。1944年豫中会战中，汤恩伯所部在日军的攻击下遭到惨败，当地的保、甲、乡长们在逃离家乡之时，竟将仓库内的存粮全部抢走，而汤恩伯却纵容官兵抢夺老百姓救命的口粮。老百姓在惨无人道的敲诈勒索中受尽了苦头，拿起了鸟枪，砍刀和草叉追打汤恩伯部队。

　　试问，同样是过去对地主“敢怒不敢言的软蛋”，为何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与共产党通过致力于人民解放动员起全民抗战力量完全不同的是，国民党统治区一边继续纵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一边还想让农民舍命保卫地主阶级的财产免受日寇抢劫，全民抗战在国统区能不是异想天开吗?

　　当然，仅仅解放人民、解除阶级压迫是不够的，这还只是动员阶段，后面离不开根据地党政军织起民众，发展敌后游击斗争，在面临敌人扫荡时，用有组织的转移代替无组织的逃难，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创造出了“地道战”、“地雷战”这样的近乎神迹的战争模式。

　　“连加班都敢怒不敢言的软蛋，提起抗日就敢捐条命?”的论调恰恰是在组织问题上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充斥着精英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傲慢与偏见：无论是反抗阶级压迫的战争，还是抵抗外敌侵略的战争，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从来不是少数的孤勇者。资本家通过组织化运作压榨劳动力，个体根本难以对抗系统性剥削;而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抗战的动员能力则是源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府——这个战时的准国家机器的统一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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