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生餐风波：资本对人民食物主权的掠夺

　　针对连锁餐饮品牌西贝引发的这场舆论风波，本号已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进行讨论，文章观点引发了一些人的反对。

　　那些为资本站台的人就不讨论了，也有一些左边的朋友出来指责笔者是要妄图回到“刀耕火种的小农时代”，说什么预制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大规模工业化在餐饮领域引发的革命。

　　首先声明：笔者并不一概反对预制菜，它可以作为廉价、便捷的食物来源的补充;笔者反对的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将预制菜变成人民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在预制食物已经高度发达的美国(占民众热量来源的60%以上)，已有的大规模医学调查研究已经表明预制食物(深加工食物)对民众健康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参见：预制食物对健康的影响：来自真实世界的数据)

　　在技术进步尚不能妥善解决健康问题的前提下，一味地迎合资本增殖需求、大规模推广预制菜，这决计不是什么“进步”，而是“异化”!

　　预制菜的确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但它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预制菜非但不是一种全面的、指向人类解放的“进步”，反而成为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加剧了人与劳动、产品、自身类本质以及他人关系的疏离。(限于篇幅，今天先不展开讨论这个问题)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预制菜的出现和大规模发展，其根本动力来自于资本增值的需要：

　　预制菜生产通过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方式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利润率，资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预制菜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占领市场，而不是真正关心人们的健康、口味和情感需求;

　　随着生产过剩危机的加剧，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实际工资却停滞增长，逼迫着劳动者不得不“自由选择”更加廉价、便捷的预制菜来节省时间和食物消费支出;

　　垄断资本借助预制菜产业，进一步垄断了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和销售渠道，实现对食物供应的垄断，从而攫取超额利润。

　　随着预制菜产业的发展，作为生产端的传统餐饮业的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造成了大规模失业;生产端各个环节(农业生产、食物加工、销售)的劳动者在垄断资本面前进一步丧失议价权。

　　在消费端，预制菜显著地带来了营养的流失以及长期潜在的健康危害;随着垄断的加剧，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低收入群体不得不接受低质量却廉价的预制食物。

　　资本对厨房的争夺，资本主导的食物生产工业化、规模化，意味着群众食物主权的进一步丧失。

　　关于这个问题，上海学生餐风波刚好提供了一个例证。

　　9月15日，上海多所学校午餐中的虾仁炒蛋被发现有臭味而被紧急撤换。

　　连日来，更有很多家长在社交媒体反映学生餐存在吃不饱、油炸食物过多、营养不均衡等问题。

　　从一些上海家长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号称从“中央厨房”出来的学生餐，菜品质量很差，价格并不便宜(15元~20元)，与宣传的完全不一样，并且疑似同样大量地使用了预制菜，如冷冻的香肠、鸡块、薯条、虾仁。

　　媒体宣传的AB餐：

　　家长投诉的AB餐：

　　一篇打着“上海家长集体”旗号要求“让西贝的预制菜进校园”的自媒体文章获得了10w+的点击量。

　　同样是预制菜，在给资本留够利润的前提下，一个馒头卖21元的西贝如何能够以15元的价格提供学生正餐?学生餐换成西贝价，上海低收入家庭的家长能够接受吗?西贝以学生餐价格提供正餐，卖高价的西贝门店又该何以自处?

　　事实上，上海学生餐的问题恰恰出在资本垄断所造就的“规模化”上。

　　根据公开的信息，家长控诉的某家团餐服务企业覆盖了上海全市50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2024年日供餐量超50万份。

　　这么庞大的供餐量，意味着在采购、加工、储运、制作、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然而，事实情况是这家团餐服务企业2024年的社保缴纳人数仅为57人。

　　这就意味着这家外包了上海500多所学校的团餐服务企业要么是在大量使用“临时工”，要么是将诸多环节进行二次外包，坐实了该企业在营业范围里注册的“餐饮管理”身份。

　　这样的“规模化”，与“大规模工业生产”没有太大关系，而主要体现为资本垄断化。相较于学校的自办食堂，家长面对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学生餐饮越来越依赖于权力部门的市场监督，而家长与学校老师的民主监督、批评与改进变得更加艰难。这就是为何上海的家长苦学生餐久矣，直到虾仁鸡蛋发臭引发舆情，才使家长意见得以公开表达。

　　与上海的学生餐供应模式不同的是，笔者所在区域的公立学校目前仍然在坚持学校自办食堂，以社区配套的小学为例：学校直接管理食堂，从社区招聘正式的食堂工作人员(很多直接是学生家长);区教育局统一监管食堂管理和食材采购渠道;食堂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实报实销，伙食尾子另外购买水果或面包发放给学生;选举成立校园膳食监督家委会，监督食材的采购、后厨制餐到食堂分餐全过程，且坚持校领导与学生、教师共同进餐。

　　这些举措保障了学生餐的物美价廉和健康卫生，群众民主监督渠道的畅通保证了食堂的持续改进。这种非营利性的食堂运营模式，已经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无关，成为了一个家校互助的“合作化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于毛泽东时代国企工厂的职工食堂。

　　相信笔者所在社区配套的这所小学的食堂，在全国也只是少数存在。大多数家长在学生食堂个体承包与规模化承包的“比烂”中，被迫倾向于规模化承包。事实却是，市场和资本主导的“规模化”，反而使群众监督变得艰难，只能依赖监管部门中的“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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