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改开前后禁毒事业的曲折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年内便成功禁绝了旧中国延续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之后更是维持了三十年的“无毒国”状态。然而，改革开放后毒品问题却迅速再度泛滥，这是为什么呢?要正确分析这一现象，需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在次过程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如何决定了禁毒工作的形态与成效，以及意识形态如何伴随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演变，进而反作用于社会现实。

　　新中国前三十年禁毒经验

　　新中国为什么能三年禁毒成功，保持三十年无毒?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从根本上重塑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旧中国毒品泛滥的土壤是什么?是旧中国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腐朽的社会意识。因此，新中国的禁毒斗争要想成功，就绝不能仅是单纯的治安行动，而必须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造运动。我党通过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彻底变革了农村和城市原有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物质基础，瓦解了毒品生产、流通和消费所依赖的旧有经济网络，为毒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根本性条件。例如：

　　铲除罂粟种植并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使农民获得了土地，转向粮食生产，从源头上消除了毒品的经济诱因。

　　政务院颁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等法令，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有力地配合并巩固了经济基础的变革。

　　同时，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依靠工农群众，创造了“人民战争”式的禁毒模式，形成了对毒品犯罪的强大威慑。1952年8月，公安部组织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区同时开展大规模搜查，共查出毒犯369705名，逮捕82056人，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等33786名，缴获毒品近400万两。

　　除此之外，这场运动伴还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革。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和群众运动，倡导集体主义，提倡劳动光荣的新风尚，批判并涤荡了旧社会遗留的享乐主义和麻木风气，使得吸毒行为在道德上和社交上彻底失去了市场。

　　这种在生产关系、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协同革命，成功地实现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再造，也再生产了与之相适应的、排斥毒品的健康社会意识和价值观，从而巩固了禁毒成果达三十年之久。

　　改开后毒品问题卷土重来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改革开放后毒品问题再度泛滥，从表面上看，这是受到国际毒潮的影响，但其更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在于改开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转变。

　　市场经济转型与毒品犯罪的关联是理解毒品问题反弹的关键。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会引起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应变化。

　　改革开放后，经济基础发生极大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方式多样化，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观趋于复杂。市场经济对于利润的无底线的追逐(资本增值逻辑)，滋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金钱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这种价值观结合毒品交易所能带来的暴利，在改革开放初期原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瓦解的冲击下，使得部分人铤而走险参与毒品犯罪。同时，人民公社解体、国有企业大下岗、集体经济崩溃、失业潮、贫富急剧分化，加剧了社会治安恶化和人民生活的困难与痛苦。两相结合，其结果就是，从80年代开始，吸毒在我国禁绝毒品三十年后再度死灰复燃，且每年均以一定的增幅上升并迅速蔓延开来。1991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为14.8万人，1992年上升到25万人，1994年继续上升为38万人，2001年已达到90.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71‰，2004年底全国吸毒人数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为114.04万人，比2003年底上升8.28%。

　　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退守，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冲击了传统社会主义道德约束，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为毒品提供了潜在的消费动机和市场。特别是21世纪以来，毒品被某些亚文化圈子包装成时尚、刺激或排解压力的工具，他们宣称新型毒品成瘾性低、相对温和甚至无害，使新型毒品在部分年轻人中广为流行。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正是特定生产关系(如强调个体消费和即时满足的市场文化和消费主义)的产物，这些价值观念的渗透，为毒品开拓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吸毒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呢?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1995年至2004年)称，十年间官方登记在册的，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员竟达到了75.5万人……

　　改开后毒品治理的群众路线的弱化也是毒品问题治理苦难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改开后，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否定，社会治理的重心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导致了禁毒工作的模式随之调整，发动群众的能力随之下降。虽然改开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禁毒法律法规，但前三十年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式的全民动员打赢禁毒战争的历史已经是难以重演，禁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仅依赖于专业部门的执法行动。

　　其他诸如之边境口岸开放、与国际毒源地“金三角”等的联系日益紧密，使得毒品走私通道更加难以完全封锁也是毒品泛滥的客观原因。

　　总的来说，上述一切都表明，改革开放后，经济基础的转变，通过改变生产、流通、消费的社会条件，再生产和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创造出了有利于毒品问题反弹的经济、文化与思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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