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东方红》的当代启示

作者:笔锋 2026-01-09 432

  当熟悉的旋律在舞台上回荡,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不仅是一曲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壮丽凯歌,更是一次穿透时空的灵魂拷问。这部诞生于六十年前的艺术史诗,以其排山倒海的气势,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浓缩于方寸之间。尤其是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历经了四十余载现实磨难与历史迷雾的洗礼后,站在今天动荡冲突的世界风云中,它不再仅仅是往昔的颂歌,更生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壮而深邃的现实意义。

  《东方红》首先展现出的,是中华民族最优秀子孙的群像。正如歌中那激昂的旋律所唱,“黄河之滨集结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这群优秀儿女的凝聚与化身,那么毛泽东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他不仅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更代表着几千年中华文明奔涌不息的伟大力量;他不仅是一位革命家,更是承接血脉、继往开来的千古圣贤,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率领这群优秀的子孙,以排山倒海之势带领中国人民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并赋予了这次民族解放以完全不同的崇高境界——不仅是苦难的终结,也不再是历史的重复,而是共产主义理想与国际主义情怀在东方大地的惊鸿一笔。

  演出中展现出的昂扬斗志,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最高体现。毛泽东将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民本”思想升华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觉悟,将“天下大同”的古老理想具象为“共产主义”的壮丽追求。在这一精神旗帜的指引下,人民军队脱胎换骨。正如军歌中所唱,这是“工农的子弟”,是“人民的武装”,而毛泽东的旗帜高扬其上,指引着这支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这便注定了它不再是历史上任何一支旧式军阀的武装,而是真正的、掌握了天理人心的“王道之师”。它融入人民的血脉,以仁义对抗残暴,以文明对抗野蛮,携带着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伟力。这种伟力凝聚成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一切敌人所屈服。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胜利,更体现在它对人心的重塑与凝聚,将曾经如散沙般的苦难大众,锻造成了支撑民族希望的钢铁洪流。

  当演出进行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辉煌瞬间,舞台上呈现出一种震烁古今的大同气象。各族儿女轮番起舞,欢歌雷动,正所谓“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这不仅是艺术的庆典,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属于人民的情感洪流——它向我们展示了亿万大众对领袖血浓于水的、最真挚、最清澈的爱戴。在这种排山倒海的欢呼与庆祝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深厚的、崭新的政治伦理:中国传统的“礼乐制度”在社会主义大地上的伟大重生。这里的“礼”,不再是旧时代森严的阶级鸿沟,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庄严秩序;这里的“乐”,不再是宫廷权贵的孤赏,而是万众一心、与民同乐的和谐共振。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民国家的景观。面对那位带领他们打碎千年枷锁、实现历史性翻身、让“扶犁黑手翻持笏”的领袖,人民怎能不发自肺腑地爱戴?怎能不高呼万岁?那一声声“万岁”,实质上是劳动者对自身主人翁地位的确认,是对那个真正代表天理人心的政权最深沉的归属感。

  然而,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回望,在那红绸舞动的欢欣与凯旋的赞歌深处,竟不知不觉间笼上了一层历史的悲怆基调。这种悲剧性在于:共产党与毛主席曾率领劳苦大众,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民大解放。但历史的演进从来不是坦途。正是在这种万众欢腾、歌舞升平的“无声处”,毛泽东以他超越时代的冷峻,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深处那声炸响的“惊雷”——那是在革命内部滋长的特权意识,是即将颠覆工农政权的背叛。而历史的吊诡往往就在于:当领袖已经看到了悬崖,群众却仍沉溺于平原的幻象。在这种认知错位留下的巨大真空里,复辟的阴影悄然潜入。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尤其是伴随着革命进程、在队伍内部潜滋暗长的修正主义异化力量最终得势,曾经被推倒的山峰竟在历史的迷雾和群众的欢呼声中卷土重来。

  当劳动者再度陷入被剥削、被物化的困境,重新面对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的严酷现实时,人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晚年那份“孤舟独桨”的孤独与忧思,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决绝。这种英雄气概,不仅是政治上的决心,更是一种“截断众流”挽救苍生于苦难的慈悲宏愿——他试图以一人之伟力,强行斩断那流淌了几千年的、以私有制为底色的历史轮回之水,让中国彻底跳出兴亡更替的旧律。然而,这位伟大的先觉者所面对的,却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无物之阵”。他要面对的敌人不仅是那些看得见的,更是潜伏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暗流:是深植于旧文化土壤中的国民劣根性,是数千年剥削制度留下的腐朽精神与心理创伤。对手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让他纵有万钧之力也仿佛击向虚空。这种试图彻底重塑国民性、从精神根源上铲除剥削可能的孤军奋战,因为大众的未觉醒和历史许诺给英雄的短暂期限,彰显出一种超越时空的悲壮。

  《东方红》在最后《国际歌》的雄壮合唱中达到巅峰。这一笔,将全剧从民族叙事升华为国际叙事。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故事,而是一份发给全世界受苦人的集结令。在那排山倒海、响彻寰宇的合唱声中,舞台模糊了国界,消融了民族,它直指人类社会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在今天看来,这种叙事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具有了更惊心动魄的现实穿透力:这不仅是一般过去时,更是现在进行时。在全球政治资本集团精心编织的规则巨网下,所谓“精英统治”与“资本霸权”正以更精致、更冷酷的方式剥削着全球 99% 的人民群众。那 1% 的精英阶级试图垄断未来,而《国际歌》则是在提醒我们:只要剥削的枷锁未断,只要“无物之阵”依然存在,这首战斗之歌就永远是刺破黑暗最锋利的匕首。

  站在当下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必须正视国际形势中那股愈发浓烈的焦灼感。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纪大变局就在前方,世界大战的阴影重新笼罩过来。人类再次进入了一个动荡且混沌的“大变动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究竟在何处?谁能在这场乱局中定住乾坤?历史告诉我们:谁掌握了道义的力量,谁掌握了天理人心,谁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谁就掌握了未来。这种力量不是靠巧言令色的修饰,而是靠“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和“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在世界变局中,只有重新找回那份丢失已久的政治道义,才能在未来的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倒。

  《东方红》这场史诗留给我们的,不是呼唤一位领袖的出现,而是呼唤人民自身的觉悟。“粗黑的手来掌大印”,这不仅是一句歌词,更是对人民主体性的最高政治期许。人民的翻身做主,固然需要一批最优秀的先觉者去破局、去引领、去承受那绝大的孤独与牺牲,但若没有人民自身的觉醒,任何胜利都可能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被异化、被窃取。如何调动人民的主体性,如何让劳动者不仅在形式上、更在精神上真正站起来,这是超越历史的拷问,是人民真正的出路,也是未来唯一的希望。当艺术史诗在心中落幕,我们带走的不仅是感官的震撼,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契约:为了不再受二茬罪、吃二遍苦,为了那份未竟的共产主义宏愿,每一位劳动者都必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听见那声久违的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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