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 舍不掉的予:含泪的笑,温厚的爱
老舍在二十岁之前都是穷人,但是到了这一年,十九岁,虚岁二十岁的时候,老舍毕业了,学习很优秀,由于那时上学的人很少,小学毕业生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小学生,如果学校里再有校服,穿着校服,背个破书包走在街上,一拐弯儿遇见一个警察,警察马上说:“少爷,你好!”老舍学习这么好,一毕业竟然能够当小学校长,这是今天很多博士梦寐以求的。
老舍毕业之后就当了方家胡同小学校长,一下子就改变了社会地位。据说老舍拿到委任状的那一天,回到家里,跟他老母亲激动得一夜都没睡,有说不完的话,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们家从此是一轮太阳出来了。好像老舍说了一句话,说:妈,以后你别再给别人洗衣服了。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材料的时候,非常感动,眼泪都快下来了。你想想一个穷人家里边,一个孩子,当了校长了,就说了这么一句普通的话,不用讲什么孝顺、善良,这些词都不用说了,千言万语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边了——多么幸福的事!
当小学校长,老舍也干得很好,就又升迁了,过了两年,他就当了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劝学员就相当于督学,管北郊一片学校。北郊大概是现在的北三环那一带,德胜门那一带,不到北四环。德胜门外那一带的学校归舒庆春来劝学,恐怕收入就更多了。所以老舍最早写的小说里就写了这一行的黑幕。老舍如果就在这一行里这么混下去,以他的才干,其实是一条对个人来说挺光明的路。我在这里写:这是可以实现的小官僚之梦。
老舍升迁,他可没什么背景,完全是靠自己干的,两年就当了劝学员,再过几年也许就能当教育局长了,再过几年就混到教育部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没准儿就跟鲁迅当同事了。
但是老舍和鲁迅一样,很快地看透了官场。他竟然不乐意!在老舍的一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不乐意走下去,他就觉得这里边很黑。具体怎么黑,我们只能去想象。
竟然辞官不干,他又当老师去了。这种选择是非常罕见的。要知道老舍不是革命党,此时此刻的老舍,就是一个普通小知识分子,没受什么革命理想教育,也没上过北大,他是普通市民的发展道路。那你说老舍的骨气、气节、品格从哪儿来?谁给他的是非观?就是孔孟之道。
中国历朝历代这种小知识分子,有点节操,这节操都是孔孟给的。所以你能简单地说孔孟之道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吗?有官不当,有多大钱不挣,还要回去吃苦受累。我们想一想老舍后来在《骆驼祥子》里写的祥子,他立志要买一辆自己的车总失败,后来娶了虎妞,虎妞有私房钱,虎妞说我给你买两辆车,把车租出去,咱俩不用干活,成天在炕上躺着,坐吃这份儿钱。祥子竟然不干,祥子说他不出去拉车身上难受。虎妞就理解不了,给他一顿臭骂,说你这就是下贱的命!你怎么就那么贱啊,非得干活啊?你身体那么好,干点别的活不行吗?老舍跟祥子是一样的,他竟然放着官儿不当,非要当个教书匠。
老舍后来当了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到南开中学去教国文。这个时候老舍二十岁上下,依然很有奋斗的激情。他不但一方面继续当老师,同时他补习英文,又尝试文学创作,这很有意思。这个时候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初,五四运动之后,而五四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总去查他的资料,知道他1921年发表过一篇小说叫《她的失败》。他以后要成不了老舍,那这就是“他的失败”。1923年他又写了一篇小说,我们查到的,叫《小铃儿》,都是作文水平的东西。今天看来都很简单,但是这是他文学创作的起步。
就在这同时,老舍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那个时候我们北大在沙滩,大家都知道,还在城里,未名湖畔这个地方当时是燕京大学。老舍不知道什么因由,谁给他介绍的,竟然跑到燕大来旁听英文——自学,自己跑这儿来听英文,就相当于自己上了个新东方。你看这人有主意,他为什么要上新东方呢?反正是来了,学着学着,竟然认识外教了,老舍很有本事。我们现在讲这些,跟阶级、革命都没关系了,就是一个平民的自我奋斗。
他跟外教混熟了,结果外教看舒庆春先生中文太好了,他的才华首先被外国人发现了——这个人有语言天赋,知识渊博。他的才华不可能被中国人发现,他如果到北大来找蔡元培、找陈独秀、找胡适,找谁都看不上他。他竟然被一个外国人看中了,这个外国人就请他到英国去当外教。他认识一个外教,这外教请他去当外教。1924年,老舍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讲师。老舍在伦敦的几个地方,今天也被找到、查实,已经挂上牌了,也是老舍旧居。老舍的命运带有一定的传奇性。
但是不管他怎么走,反正从1918年当了小学校长之后老舍就脱贫了。人是可以靠自己的奋斗脱贫的,你改变不了阶级问题,改变不了体制问题,但是你对于自己不要绝望。
老舍的个人奋斗是非常有韧性的,不停下自己的脚步,这一点又跟鲁迅很像。到那儿当外教,但是不满足于当一个外教,他那几年,过得非常好,过得非常充实,一方面当外教,一方面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写了几部长篇小说。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这部小说使他一举成名。小说刚寄出来的时候还叫舒庆春,因为成名了,所以刚发表一部分,就改名叫老舍。他在英国那点外教的工作很轻松,业余就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小说玩。写完之后就想不能白写,这得变成钱哪,就回去投稿变成钱。一想光变成钱还不行,最好还能出名。想有钱还要有名,那就要投给重要的刊物。什么刊物最重要呢?《小说月报》。他竟然敢给《小说月报》投稿,中国第一文学期刊,主编是叶圣陶。你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个在海外混事儿的人,写这么一部小说寄给叶圣陶。叶圣陶很了不起。中国文坛这么多人为什么佩服叶圣陶?好多人的处女作是他给发表的,所以见叶圣陶都得低头,都得感谢老爷子。叶圣陶真是慧眼识英雄,收到这样一个稿子,认真看,发现其价值,肯定其价值,就给发表了。
我建议大家读一读《老张的哲学》,然后对照着再读《离婚》——这部小说写得特别逗,超级幽默,已经过分幽默了,幽默到有很多地方是比较贫的阶段——就是北京人的贫嘴,全在这里体现出来了。《离婚》开头就写: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看他长得就像大哥,你看见这个人,就觉得他爸也得管他叫大哥。写出一种大哥范儿来。老舍的才华,你看了他的文字之后没法不佩服。由于我们对老舍研究得还不够,他这几年在英国到底学了多少不好说,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基本上把西方文化都掌握透了,但是他不露。老舍这个人,他努力做到中国士大夫的一流标准——所有的品德,特别是谦虚、含蓄这一点努力做到,有学问不露,他会的东西太多了。因为他不是五四这个圈子混出来的,所以他就更加低调。
一炮打响之后,他又接连发表两部作品,合起来我把它们叫“英国三部曲”——《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这几部小说水平都很高,当然不是一流小说。《赵子曰》是写五四时候大学生的。由于老舍不是五四这伙人,所以在他笔下的大学生的形象很值得注意,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慷慨激昂的五四青年。特别是咱们北大人容易美化自己,一想五四青年,都是穿一长袍、围一大围脖——啪,“同胞们起来!”都是这样的。其实在老舍看来不是这样的,老舍认为,北大学生也什么坏事都干。起码它是一个补充。比这两部更好一点的是《二马》。《二马》被拍成电影了。《二马》是非常客观地扎实地比较了中国和英国两国的国民性,这个比较是有批判,也有赞扬的。我觉得《二马》比很多同类的比较性的文学作品都要写得好。
到了1929年,他的任务完成了,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在欧洲待下去了,西方文化他觉得了解得差不多了,该玩儿的地方也都玩儿过了,岁数也不小了,也想念家乡了,就回国了。回国的途中在新加坡待了一个月,在新加坡又观察了一下南洋的文化。等他回到祖国一上岸,发现不得了,自己已经是著名文学家老舍了。你想,出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出去的时候是从“新东方”出去的,回来之后北大请他、清华请他,哪儿都请他,最后他到齐鲁大学任教,当了齐鲁大学教授。
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一想,他辞去北郊劝学员,是冒险,但也是有远见的。他不愿意在那个地方混下去,他想有一个更高境界的未来,在此实现了,当一个大学教授。那个时候,1930年的大学,全国才有几个大学教授?不多,我估计1930年全国的大学教授加起来,可以在一张照片上照出来,一个学校没几个,可见那时他被重视的程度。
回国之后,全家更高兴了,老母亲更高兴了。他更有名了,挣钱更多了,也该解决个人问题了。经过别人介绍,1931年与胡絜青结婚。大家可以查查他跟胡絜青结婚时他写的对女方的要求。要求也是很有穷人特色的,首先就说我没钱,我挺穷,没空陪你去什么K歌啦,玩儿这个玩儿那个;得能洗衣服,能吃窝头;还有我没事不会陪你上大海边把衣服一脱,在那儿晾排骨。这都是老舍原话,就是说,很打击一个女青年的自尊心的。
他的意思就是:我就这样,你爱跟我不跟,爱跟我就得过穷日子。胡絜青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小算盘,胡絜青表示:你放心,我绝不是那败家媳妇儿。俩人一拍即合,俩人都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他的婚姻观是很实在的,市民婚姻观,其实他俩都是层次很高的知识分子。他也不是没有钱去过那种浪漫的、消费的生活,但是他们比较朴实。
他这一年发表了一部小说,叫《小坡的生日》,是写新加坡生活的,也是一部童话小说,童话体儿童题材的。这部小说现在也得到很多的重视,对于研究国民性问题、研究新加坡问题等都很有价值。老舍之所以是一个大作家,就在于他不重复自己,不断有新的探索、新的尝试。
1932年写了一部小说,叫《猫城记》。《猫城记》具有多重性质,既是一部科幻小说,也是一部政治小说。说它是科幻小说,因为它虚构了一个宇航员,我们从小受过教育,今天说宇航员我们不陌生,但是你想他20世纪30年代就能写出宇航员题材来!主人公是个宇航员,乘坐宇宙飞船,不幸途中飞船出了故障,坠落在火星之上,主人公在火星度过了一段岁月,发现火星上有生物——今天还没证明呢,老舍已经证明了,说火星上是有生命的,都是由猫组成的,上面有个猫城。老舍就写了猫城的生活,完全是影射中国的。
后面写的都是些政治寓言类的内容。比如说猫城的旁边有一个老要侵略他们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人个儿都很矮,叫矮人国,矮人国的人非常凶悍,矮人国老要欺负猫城。猫城特别腐败,猫城里怎么官官勾结、贪污。特别让人印象深的是一盘散沙、不团结,互相打,成立了无数政党,每天开各种会,敌人都打进来了,则争先恐后去投降,以为先投降的可以当官。最后这个国家被人灭了,就剩最后两个猫人,被活捉了关在笼子里,他俩在笼子里还继续打。最后写得很沉痛。
其时“九一八”刚发生过,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警醒。但是老舍在这里不分青红皂白,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否定了,所以很长时间,《猫城记》都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1934年,他到山东大学文学系任教,当了教授。老舍是两条腿走路,有点像沈从文,因为他出身是低的,所以他不断地向高处走,他的奋斗是不绝的。我们发现很多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没有什么奋斗精神,出身于中层社会的人奋斗精神一般,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分两种,一种自暴自弃了,剩下一种特别能奋斗的人,他永不停歇,没有终点,你觉得他已经混得不错了,他还要往前走。老舍写完这些小说,又当了教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创作、学术双丰收,他在学校里还写了《文学概论讲义》等书。
再往后,到了1936年,他不干这个教授了,认为当教授影响他写作,辞职之后专门写作,写出了《骆驼祥子》。而写《骆驼祥子》之前,人们都认为他是幽默大师。写《骆驼祥子》之前,《离婚》是他最好的作品,因为《离婚》基本上把握住了幽默的分寸,幽默得恰到好处,是最正宗的幽默。所以老舍这个时候已经坐稳了幽默大师的交椅。
但是你看人家老舍,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表扬他,他说谢谢你,但是他心里不满足于这个表扬,还要给你表演另一套看看——你说我幽默,我就不能不幽默吗?老舍就给你写了个不幽默的《骆驼祥子》,它被公认是老舍最好的作品,非常严肃,是读了让你流泪的。一个幽默大师的代表作是不幽默的小说,这是老舍的志气。
到了1937年,《骆驼祥子》已经写完了,他又回到了齐鲁大学。他就是在创作界和大学里来回折腾,这一点也挺让人羡慕的。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回去也教不了书了,全国的知识分子都要大撤退,他就随着教育部、政府在11月退到武汉。退到武汉的时候有个事儿给他干了。人不能满足于挣钱和出名,你只要出了名,有事儿要找你啦。
这个时候成立了一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是鲁迅生前一直呼吁要成立的一个全国文艺界的统一组织。抗日战争还没全面爆发之前,鲁迅和很多人操持的就是这件事。现在这个组织成立了,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成立了,可是成立之后谁来当领导呢?如果共产党来当领导,国民党肯定不干;国民党当领导,共产党肯定不答应。两党不可能让对方领导文化界的,于是,两党达成默契,找了一个非国非共的人,找了一个中间人。这个人,不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最好糊涂一点,不太懂政治,但是比较能干活。有才华、能干活、不太懂政治,这就选上老舍了。所以老舍就“天上掉馅饼”,当上了全国文艺界的头儿。他是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是实际上的一把手。
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好多作品,产量极高,但是质量并没有超过以前。中间有一件事,他翻译的《金瓶梅》出版了。《金瓶梅》有很多外语翻译的版本,今天公认还是老舍翻译的这个好。老舍一个是中文好,一个是英文好,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他太了解这些生活了!有些知识分子,光语言好还不行,你不了解生活。老舍是底层社会长大的。今天对比了很多版本,学术界还是认为老舍这个翻译得好。
就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当然不只是在武汉,后来就到重庆去了。老舍去的时候是抛家舍业一个人去的,把老婆孩子都抛在后方,后来胡絜青带着孩子千里跋涉找到了他。到了1944年,胡絜青就给老舍讲北平的状况,讲北平自从沦陷之后的张家长李家短。几个月后,老舍就根据她讲的这些故事,加上自己对北京生活的了解,开始写他一生中篇幅最长的小说《四世同堂》。写《四世同堂》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是在他写作的过程中结束的。剩下的部分是出国之后写的。
1946年,老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这回不是当外教了,是政府邀请他跟曹禺一块儿赴美讲学。1946年至1949年,他到美国又待了好几年。也就是说现代作家中,真正老老实实在西方待过的,没有政治任务,认真考察西方文化的,是老舍,而不是那些号称什么这儿留学那儿留学的人。但是你看老舍,他身上有洋味儿吗?恰恰他身上没有洋味儿,他从来不嘚瑟,说话不带英文单词一个一个往外蹦的,这正是把西方文化都消化得烂熟的人。
在美国过得挺好,忽然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老舍像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不论文科、理科、工科的,自己盼望的这么一个好的国家建立了,于是不顾这个阻拦那个劝告,一定要漂洋过海回到新中国。老舍不是共产党作家,不是革命作家,他就是一个普通市民作家,一个骆驼祥子一样的人,他要回新中国,不留在美国,也不去港澳台,他要回大陆,回到他向往的新北京。
回来之后,情况比较简单。刚一回来,担任“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那时一个新中国成立了,各个职位都需要新的人,先给他一个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1951年,他写出了话剧的杰作《龙须沟》。以前他写过很多话剧,写的很多都不成功,因为他不是干这行的,他是一个小说家。但是他不服气,非要写出好话剧来不可,终于写出一个《龙须沟》。北京市人民政府彭真市长亲自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当时唯一获得这个殊荣的作家。我们常常说“人民艺术家老舍”,这不是一个虚的称呼,这是真正授予过的。
1953年,老舍当了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老舍是精力旺盛的人,创作极其勤奋,干活也极其勤奋,干了无数的事,只要政府让他干事,他就高兴。老舍认为建立了一个穷人天堂般的国家,他这一辈子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他愿意为这样一个社会付出一切!所以他孜孜不倦地去努力,去奋斗。
1957年,他写出了他话剧的高峰,东方话剧的代表性高峰——《茶馆》,这是人类话剧史上的奇迹,话剧从来没有这么演过!幸好老舍不是学戏剧的,他不知道话剧不能这么写,所以他就敢这么写。一写,就让整个东西方震惊,到现在都是奇迹,到哪儿演出都是久演不衰。在这同时,他还要写一个表现自己家族历史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正,音“zhěng”),可惜没有写完。从他已经写完的这一部分看,已经非常了不起。
老舍不懂政治,可是又当了官。他就好像一个盲人,看不见自己在一个挺危险的环境里边。老舍在这个位置上,不知不觉他会得罪一些人,所以1966年他被一伙红卫兵批斗。老舍被红卫兵打了,当时很乱,被打的人也不少,打了也就打了,可能下个星期就没你事了,下个星期就打别人去了。
但是老舍是一个非常爱面子、非常有自尊的人,加上生活中的其他纠纷,这个坎儿就觉得过不去,没脸见人了,真是含冤自沉于太平湖。老舍之死是一个可以专门研究的课题,今天很多材料都浮出水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一点,就是:伤害老舍的都不是穷人。老舍知道人的穷和富,这个事他是最敏感的。老舍一辈子对穷人好,伤害他的不是底层老百姓,不是穷人。
看看老舍是怎么看待穷人的。
首先,老舍笔下写了很多穷人,可是他的阶级观念不突出。老舍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看待穷人主要是从财产角度看的,他没有马克思主义视角,觉得谁家没钱就是穷,有钱就是富,不按阶级观念看。但是他总得有自己的视角,他的视角是一个文化视角。所以老舍的笔下,穷人是有文化的。
我们可以把他跟鲁迅对比一下。鲁迅写穷人重点挖掘穷人精神上受到的损害,也会写穷人日子过得多不好,但是在鲁迅看来日子过得苦不苦这不重要,关键是精神上有没有萎靡,精神上有没有被奴化,这是鲁迅关心的。而老舍,他特别怕人家说穷人没文化,老舍要捍卫穷人有文化这个问题。所以老舍写的很多穷人活得很有滋味儿,很有知识,他们可能认字不多,但是很有见识,这是老舍写穷人的一个特点。
老舍的作品加起来,展示了一个穷人社会的众生相,从老舍笔下所写的所有穷人加起来看,他有一种关爱生命的倾向,在他笔下这些穷人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你看谁都有缺点,但是你看谁都挺可怜的,你看谁都想帮他一把,这是一种关爱生命的态度。
学者总结老舍的创作,说他是一种“含泪的笑”,那是他的创作风格。据我看来,老舍具有一种温厚的爱,是一种悲悯。大作家肯定要有几分悲悯的素质,这可能是带有共性的一个问题。我们看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鲁迅、郭沫若,大作家都有一份悲悯。我们也看到很多二流的作家,很优秀,甚至有很多人喜爱他,但是说不出来为什么,你就觉得他好像不是一流的,怎么看他也不是一流的,可能看来看去少了一份悲悯。
我们当前有很多作家,也很优秀,但你看完一篇,总觉得这好像不是一流作品,总觉得是不是少了一些“温厚的爱”。比如说钱锺书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都非常好,都非常棒,但是你总觉得它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他揭露的全对,写得特生动,但是你写小说就是为了这个吗?你特有学问,看得特准,那些人都很笨,都很蠢,都很自私,这就完了吗?你觉得他少了一点东西,少的就是老舍、鲁迅、托尔斯泰的那个东西。
老舍看穷人也不是都好都坏,在这里边有区分。他赞美的是劳动和奋斗,他蔑视的是懒惰,懒惰的穷人他看不起。当然这就是赞美他自己,他自己就是一个奋斗的、靠劳动改变身份和地位的穷人。
老舍写过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晚年逢盛世,
日夕百无忧。
儿女竞劳动,
工农共戚休。
诗吟新事物,
笔扫旧风流。
莫笑行扶杖,
昂昂争上游。
诗写得很好,重点我画了两个地方。一个叫“竞劳动”,他很高兴的不是儿女竞享福,不是儿女竞休闲、儿女竞有钱,不是!“儿女竞劳动”,这是老舍高兴的,儿女都能劳动,能劳动就不可能挨饿,能劳动在新社会更不可能挨饿。这是老舍的幸福观,看见儿女能劳动很高兴。最后是“争上游”,这是老舍一辈子的价值观。争上游也是没有阶级观念的,在什么社会他都要争上游,是永远往上走、天天向上的那个精神。
但是也由于老舍太争上游,不知道回避,不知道韬光养晦,不知道政治的复杂,所以他最后的悲剧,也跟自己这个争上游、太单纯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也是我们分析老舍作为一个穷人,他一辈子的奋斗史,需要重视的一点。
(本文节选自《舍不掉的予:老舍与中国现代文化》,孔庆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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