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时代的春梦
1
现在回头想想，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恒大巅峰时，一个楼盘开业数以万计人踏破门槛，动辄人潮拥挤得能让手机信号停摆，“到我了吗?到我了吗?”的争先恐后声中连服务员滚烫的热茶不慎洒落手臂都浑然不觉……
沈阳恒大绿洲开业时两扇玻璃门被挤碎，太原恒大翡翠华庭曾爆出一个销售收受二十万红包只为抢一个“黄金户型”，深圳恒大天璟售楼处两个家庭因抢购房源引发肢体冲突，洛阳恒大绿洲(占地1338亩)的“选房会”直接瘫痪周边交通，成都恒大御景半岛首售当天从前夜晚上七点就开始打地铺排队，赣州恒大帝景在登封羽毛球馆开盘，硬是排了三天三夜，有人甚至抱着一箱泡面来排队抢房;合肥恒大华府的“看房资格”(是的，只是看个房而已)都能在黄牛市场上炒出三千元天价……
以及，那个载入史册的海南恒大海花岛项目，开盘首日十万人入琼认购、十八个小时突破百亿销售额、三亚海口两地酒店半数被恒大包下(每晚超5000间房)、集团在全国设置二十二个“海花岛专项销售中心”、准备千架民航客机包机送客户往返海南……
更有与买房搭配的规模巨量的恒大金融业务，集团旗下商票抢购供不应求——传闻恒大某售楼中心公开发售理财产品，当日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十二点直接搬空临街三家文具店的圆珠笔、打印纸、印泥………
疯了，疯了，疯了…
每个人都疯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疯狂的年代。
从2008年的四万亿，到2014年大范围的取消限购(四个月内四十一个城市取消限购)，再到2015年“37号文”的棚改货币化(五年内直接支持的商品房销售面积逾十亿平米)，一针又一针肾上腺素，注入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庞大森林中。
2006到2008年，恒大仅用两年时间完成全国布局，四年后已在全国逾百个主要城市开发了两百多个项目，再四年后版图进一步扩大，在全国280多个城市布局了1300多个项目，销售额超越万科，跻身世界五百强，员工突破十四万人——其中超过九万人为销售人员，也就是许家印时时刻刻挂在嘴边的“恒大狼性精神”、“销售万岁”、“456模式”(4个月开盘、5个月回款、6个月现金流回正)的超高强度一线执行机器，所有关于房企销售的新闻如“三天不开单立刻辞退”、“穿纸尿裤卖房”、“人均怀揣三个手机”、“一周成交一栋楼”、“佣金提成全球最高”等等等等，均出自这个被称为“房企销售界黄埔军校”的恒大集团销售体系。
业界流传：
凡是在恒大干过的一线销售，去任何一家房企都能做小组组长。
至于许家印亲自参与撰写的600多页的《恒大学习资料》，更是被称为“销售圣经”，其中的“开盘必特价、特价必升值”、“能日光盘就不能周光盘，能时光盘就不能日光盘”、“一切销售行为必须量化、指标化、数据化”、“极限工时 + 全员营销 + 严苛绩效”等，引得无数同行企业竞相研究模仿……
也是在那一年(2016年)年底，许家印提出要通过这九万多名销售员工，构建一个“外部销售网络”，按照每人发展三十名用户的目标，畅想恒大集团将拥有267万名体系外的地产销售人员，实现所谓“全民营销”，其运作机制包括：注册恒房通APP，绑定银行卡或支付宝账号;推荐客户成功签约后三个工作日内，平台自动将10%的实得佣金划转至绑定账户;剩余90%佣金在客户完成签约并办理完所有手续后陆续发放……
彼时几乎没有人会去谈论恒大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所有人追求的就是两个字：上车!
挤破脑袋也要上车，扒着车门也要上车，丢盔卸甲也要上车……
因为，“恒大”这两个字就是那个时代的某种象征。
它是那么的“大”，那么的高耸，那么的光鲜。
再至四年后，也就是大厦将倾的2020年，恒大集团销售额对比2012年(拿地储备问鼎全国冠军)时的923亿，已然飙升到骇人的7232.5亿元。
八年增长八倍，这种增长速度在中国房地产史上前所未有，大概率也后无来者。
相传夏海钧曾在一次饭局上冷笑着说过这么一句话：
恒大赖以为生的不是资本，而是文化。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
无源考证，但确切实。
一套房子，一套掏空“六个钱包”的房子，在那个与个人命运、家庭荣辱、社会阶层乃至人生信仰深度绑定的时代里，就是一张最为具象化的财富凭证。
而恒大，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缕春梦。
2
今天的恒大与许家印作为全民梦醒之后的负罪者，必将承担一系列史诗级乱象——疯狂加剧贫富分化、为无数购房家庭带来压困一生沉重财务负担、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扭曲社会资源配置——所带来的历史罪责。
但是，恒大又真的是一个独立的决策个体吗?
看看许家印吧，官至全国政协，头顶慈善高帽，两度阔步登顶天安门城楼，傲气享受广州天河体育场四万球迷五体投地、臣服泪拜的拥戴……
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部分“学者”、“媒体人”、“经济学家”仍自带干粮式的为其甚至为包括地产寡头在内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摇旗呐喊、戴孝哭丧……
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数字，折射着令人惊恐的事实：过去四十年间，我们赋予了一批又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巨大的政治红利、高企的社会地位、漂白的阶级形象、安全的营商环境以及难以统计的财富体量——这里的“财富”，并非其企业自身通过升级生产力而创造的资本增量，反而更多是透支全民劳动者的现金储备以及国家的未来资本，通过金融业、银行业等蛀虫的勾结，实现了指数级别的私人资本堆积……
但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相比于一百年前那些生在夹缝中的资本家，近四十年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尤其是一大批地产寡头)无疑享受着极其安全的国家环境(包括财富安全、市场安全、人身安全、舆论安全)。
然而，不论是对国家生产力(产业升级)的推动，还是对祖国命运的积极影响，其中某些巨鳄甚至还不如民国时期的一些民族实业家。
以“剪息票”姿态活跃于资本江湖的他们，如许家印之流，鲸吞蚕食国民财富、预支国家现金储备，正是近四十年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执行手”群体。
中国顶端1%的人群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人群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前者自然包括着许家印这样的人。
网络上流传已久的许家族奢侈到无以复加的衣食住行、变态级别复杂繁琐的生活与工作“伺候标准”，简直是对中国数亿普通劳动者的雷霆羞辱，更是对过去多年“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一记响亮耳光。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3万户，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514万户，拥有千万元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208万户。
未来，中国约有18万亿元财富将在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9万亿元财富将在二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92万亿元财富将在三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
对了，中国是没有遗产税的。
很显然，如果许家印及其儿子没有被清算，那么难以计量的恒大资金(实质是全民社会资本)大概率会顺理成章、“合理合法”得继续由许家人掌管。
麦肯锡的最新预测显示，中国超高净值人群个人金融资产总和将以13%的速度高速增长，管理资产规模将从2020年的2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25年的38万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也将从2020年的3.1万提升到2025年的6万。
另据福布斯第35届年度世界亿万富翁名单显示，2021年内，全球创造了2755位亿万富翁，总资产规模高达13.1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17小时就有一位亿万富翁诞生——其中，中国北京新增33位亿万富豪，总数达到100位，超过美国纽约的99位。
现实是，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这就是我们过去许多年将社会财富交予管理的人，所谓“先富起来的人”。
可是他们“管理”财富的手段，我们今天全然了解了：对内财务造假骗取银行贷款与融资牌照，对外开设避税账户、勾连贝莱德/汇丰等西方资本永久性转移国内资产。
恒大的广泛拆借资金来自于美国各大商行，但提供信用抵押(担保)的却是国内的诸国有银行(这背后自然是深不可测的腐败网)，许家印借到钱便利用恒大金融平台发行商票债券，购买方有两部分人：一是正常客户(即最后的受害者)，二是许家印自己家族的“朋友圈”，这些人是可以兑换的，等于是许家印联合资本票友掏空了恒大集团这家空壳，待兜不住了，再将这家残败破陋的企业交到国家与人民面前，两手一摊，白眼直翻。
直到2023年秋天，许家印依旧在动用“关系”，奢望国家能“出手相救”，但这一次金融反腐与整治地产的双拳齐下，许家印没有机会了。
尤其是在他偷偷摸摸“战术性离婚”(保全妻儿资产)和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保全海外资产)的动作被发现后，其“假保交楼，真拖时间”的意图彻底暴露，锒铛入狱自然也是求仁得仁。
要知道，一旦国有银行在2023年再为许家印输血的话，则会继续资金对外流失，后果不堪设想。
恒大地产披露的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皆是骗局，许家印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方式财务造假，导致2019年、2020年各虚增收入2139.89亿元、3501.57亿元，占当期营收比分别为50.14%、78.54%;对应虚增利润分别为407.22亿元、512.89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各63.31%和86.88%。
以2020年的数据来说，这一年收入前五名的房企分别恒大、碧桂园、绿地、万科、保利，各实现营收5072.48亿元、4628.56亿元、4561亿元、4191.12亿元及2432亿元——恒大虚增收入3501.57亿元，相当于凭空捏造了一家保利地产。
但是在此之前，许家印其人却一直是安全、稳定、高光的社会形象。
不妨一览恒大集团的做派(也是许家印本人极其热爱向往并为之攀附的政治cosplay)——恒大集团的党委从成立初期的7个党支部、100多名党员，到2020年已发展成为二级党委5个、党总支35个、党支部639个、在岗党员7756人、基层党组织覆盖率100%的所谓“软红色企业”，集团先后获得"全国企业党建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党委书记许家印”更是荣获"全国企业优秀党委书记”称号……
看看恒大集团这会议布景，我也不知道这人是真有某种野心，还是过于cosplay上瘾……
3
从财务状况来看，许老板有三次燃眉之急。
第一次是2008年前后的上市艰辛，当时救他的是一帮香港的大佬;
第二次就是2016年前后的偿还永续债压力，当时救他的人变成了朱加麟以“旋转人”姿态吆喝来的内地一众国资，以及许老板自己的民营资本家朋友圈，不过也由此“坑”了一大票寡头，比如正威王文银和苏宁张近东(当然这里面也不全“赖”许老板，也有马云蚂蚁集团上市失败的因素，暂不展开);
第三次则是2020年开始的房企“三道红线”与恒大财富挤兑暴雷，无人能再救他。
八年前，2018年3月31日，恒大集团举行2018年度战略合作伙伴高层峰会，朱加麟以恒大金融集团总裁的身份出席金融专题会议并发表讲话，那个阶段恒大与中信系就已然深度绑定。
在恒大集团那年年报披露的二十多家主要往来银行列表中，中信银行明晃晃排名第一。
早在2015年3月，中信银行、中信信托就与恒大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中信银行、中信信托分别给予恒大集团授信400亿元、200亿元，合计600亿元，为恒大集团在综合金融、项目合作、综合授信和现金管理方面，提供一揽子、一站式服务。
2017年年初，中信银行总行与恒大集团又进一步深入“总对总”合作，达成了额度总计超千亿元的授信合作意向。
2017年5月，恒大宣布进行股权融资，与中信银行位于香港的子公司一信银国际成立的基金联合，开发恒大地产位于深圳、重庆、成都等地的十个项目。
其中，信银国际旗下基金以委托贷款形式给项目公司借款108.5亿元，除此还将投资108.5亿元作为项目资本金。信银国际在这一单业务上就给恒大集团输血200多亿元。
彼时，信银国际的董事长为时任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他从行长任上退后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信银国际董事长的职务——直至2019年9月被查，2020年3月20日被开除党籍。
在2017年朱加麟帮助许老板大张旗鼓引入战投的同时，许老板成功集中偿还了自2013年起发行的千亿元永续债。
这些永续债采用的是“2+N"模式，前两年利率分别为12%、13%，从2015年起跳升到18%。
2015年时，仅永续债付息成本就占了当年恒大综合净利润的30%。
而永续债的认购方，包括诸多许家印的朋友，比如恒大的股东郑裕彤等香港大佬。
2017年3月末，恒大集团引入了第一批八家战投：中信聚恒(50亿元)、广田投资(50亿元)、华建控股(50亿元)、中融鼎兴(30亿元)、山东高速集团(30亿元)、睿灿投资(30亿元)、深圳美投(30亿元)、广东唯美(30亿元)。
2017年6月，第二批战投十三家：深业集团(55亿元)、宝信投资(50亿元)、华达置业(50亿元)、麒翔投资(50亿元)、键诚投资(35亿元)、睿灿投资(35亿元)、鸿达投资(30亿元)、宇民投资(20亿元)、金橙宏源(20亿元)、嘉寓汽车(20亿元)、深圳中意(10亿元)、豪仁物业(10亿元)、永合金丰(10亿元)。
2017年11月，第三批战投六家：苏宁控股(200亿元)、山东高速集团(200亿元)、嘉寓汽车(50亿元)、深圳正威集团(50亿元)、广州逸合投资(50亿元)、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50亿元)。
在朱加麟任职恒大的2017-2019年，恒大人寿的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281.01亿元、323.72亿元、420.23亿元，资产规模在2017年就提前突破了许老板制定的千亿元红包计划，达到1038.43亿元;2018、2019年又分别达到1202.32亿元、1885.50亿元。
至2020年末最后一次披露，恒大人寿的总资产达2415.42亿元。
根据观察，恒大人寿与其他“地产系”寿险公司往往通过“互投”来规避监管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以保障许老板得以“自融”资金。
恒大人寿的挪用手法之一就是通过投资底层资产包装成应收账款的信托计划，造成应收账款的进度假象，实际上资金则流入关联公司。
这其中，在恒大人寿担任了一年董事长的朱加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旋转人”的资源配置手段到底有多深邃，都值得关注。
但无论如何，恒大所有资金自融的背后，是对社会公共财产的非法鲸吞，最终随着许家印与境外股东的常年转移，这些国内银行及背后不计其数中国寻常百姓的血汗钱，全数沦为如贝莱德这样的境外资本财团的暴利。
留给国人的，徒剩一座负债两万亿不止的恒大集团空壳。
自古以来，人类所有暴利的行业无外乎独一种商业模式：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风险全民化。
通过精心设计的非对称风险，把巨大的尾部环账留给了国家和人民，海量的利润则落袋私库。
4
回想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
同时，也是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房子，从此有了“价格”。
这在当时对已经习惯了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极为低廉的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亿万中国人来说，是既陌生好奇，却又在西方劲风的吹拂中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而兴奋的。
可是三十余年之后，今天中国人对房价的态度、对房子的观感恐怕无需多言。
当眼下的中国人为自己“房奴”的身份、为自己在大城市中蜗居租房而生感到苦恼、为一群群拔地而起的地产财阀寡头颐指气使的现状感到无语时，不知道还会否有人能够想起1988年……
犹记三年前，沸腾的民怨、要求停贷的呼声是有理由的：你银行贷款给业主买房子，完了房企一边收业主的钱，一边老板和管理层集体套现携款跑路、房子也不盖了(无期限停工)——这时候还要业主给银行还钱?
诸房企的房子之所以烂尾，导火索还是2020年秋天住建部与央行指导下的“三条红线”，彻底令恒大等一众玩票企业爆雷。
三条红线分别是：
1)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
2)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3)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
根据2019年的年报数据，恒大集团系数全踩，其中净负债率高达159%，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83%，现金短债比为0.61。
有意思的是，当时“三道红线”全踩的五家房企中，有四家都涉足足球产业：恒大，富力，绿地，华夏幸福。
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年为房地产所渗透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也开始从2020年秋天滑落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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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房企凭借地皮(地皮怎么拿到的这就是各有各的故事了)去贷款盖房，盖房的同时配合炒房团抬价，收取业主高额的首付(有的房子甚至要付几十万的“茶水费”才能抢到)，在实质“预售模式”的融资操作下拢款，进而把庞大的资金再投入到其他领域，最集中的就是金融领域(放贷)。
数不胜数的地产集团扩张金融战线，本金就是这么来的。
炒房客们拼命地配合房企加杠杆，买房、卖房，红利享受到了，赚得盆满钵满，暴富的亦有不少;
房企则在这大好形势下拼命扩张拿地、大涨房价、然后继续贷款融资扩张;
房价涨，地价也没闲着，各地方财政全数充盈。
但是，这种看似三赢的泡沫局面不会长久，因为老百姓的兜里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源源不断的供给。
在这套模式里，房企和银行都是两头通吃，只有业主是被两头剥削，且还是在房子能够正常交付的情况下。
同时，地方政府看似也“享受红利”、吸纳着地产财阀们的财政上贡，只是风险也是在悄然增加。
一旦财阀们爆雷，各地方政府「破产」的危险绝不是危言耸听。
而这背后，政府系统、特别是银行系统，必然存在「问题」。
三年前，根据郑州名门翠园业主的强制停贷告知书显示，在房屋预售过程中，作为贷款银行(诸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郑州银行等)，却存在着不同程度违规发放贷款、未积极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的行为。
名门翠园业主的做法并非个案，武汉绿地光谷星河绘全体业主也发布了停贷告知书，直指开发商违规挪用7.25亿元监管资金，以及当地银行未封顶即放贷的违规做法。
西安世茂璀璨倾城二期业主当时也指出，与开发商合作的银行未按照购房合同和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将按揭贷款的收款账户设定为监管账户，而是设定为开发商一般账户，这导致业主的按揭款脱离监管，并被开发商暗箱挪用。
我查了一下，早在2003年央行就出台了“121号文件”明确：
只能对购买主体结构已封顶住房的个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企业将贷款挪作他用的，经办银行应限期追回挪用资金。
这种局面下，一旦房企因贷款困难而爆雷、全成烂尾楼，业主等于是花钱买空气。
近二十年来，一套房子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恩格斯在其著作《论住宅问题》中曾指出：
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
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得则更加精准具体：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80年代末，中国引进了土地拍卖制度，允许地方政府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
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回收了部分税权，各地方政府获得城市土地出让收益权;同年，商品房预售制落地。
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2003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出台……
从此，网络键政圈喜欢称呼的“黄金十年”正式开启，各地方政府均开始了“靠土地养财政”的日子，房价彻底压制不住……
预售制、公摊面积、土地批租制，这些在香港操弄纯熟、却也早已把香港市民压榨掏空的房产业规则，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陆地区。
大卫·哈维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曾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
哈维的观点一针见血：
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2017年，哈维还曾在演讲中留下过这样三段话：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
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这其实也为当下房地产税推行不下去、各地向中央施压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当下房地产税阻力巨大?
可以一览，一直到2020年，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二十个，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的城市有四十个(所以“试点”也就顺理成章选在了深圳这种土地依赖度低又没有过多历史遗留政治势力的城市)。
细化到省级，2021年财政对土地依存度超100%的也有多达五个省份，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就是各地揭竿、使推行房地产税和取消预售制全部受阻的现实原因。
当地方政府一手紧握地根、一手紧握银根而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目标，将房地产业搞成表面上“强政府控制且自身扮演行业监管角色”，却又纵容行业进入了大批鱼龙混杂者时，所谓的行业监管自然也就变成选择性执法特征明显的可软可硬、可公关和可俘获的了。
前文提到的2020年秋天推出的三条红线，正是为了为这趟飞奔的列车踩刹车、停止房地产业以贷养贷的泡沫继续吹大。
这便也催生出了一副“哀鸿遍野”的民营房企群像，尤以恒大集团为首，包括建业集团等，均纷纷向政府伸出双手、要求行政力量施以援手。
但问题在于，集团一个个看似危如累卵，但那帮寡头们自身(及其所辖管理层)不会受到半点伤害(如果不受到政治层面的清算的话)。
真正流血流泪的，只会是拿不到工资的建筑工人，以及售楼处里哀嚎停贷的业主。
跋
2003年央行出台“121号文件”，但同年，国务院也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为房产巨贾们摇身一变、从当年土改中的被专政对象“翻身”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强力的法统支撑。
量化国民经济的唯一指标当然就是GDP了，所以完全可以说：GDP绑架了房地产，也让新时代的房产寡头们一跃而成国家各处的座上宾。
那么这些握有巨量财富和跨境资源的寡头，其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还是马克思导师，曾给出过答案：
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产财阀们今天已经是一株株有恃无恐的参天大树。
土地融资养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房企信贷养活了商业银行的账本，作为“硬通货”、“硬质押”的土地和房产又养活了房企自生或寄生的金融公司。
那么，谁没被养活?只能是买不起房的打工人、供不起房的房奴。
恒大的故事如今结束了，那么，还会有下一个春风一般的故事吗?
在《傻瓜威尔逊的新日历》里，马克·吐温有这样一句话：
所谓“信仰”，就是相信你知道不是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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