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在21世纪——论张桂梅、于东来精神

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提起雷锋，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的是“做好事”“助人为乐”“无私奉献”。雷锋在主流叙事里被塑造成一种去政治化、去阶级化的道德楷模，似乎只要不断重复“好人好事”，就能够继承所谓的“雷锋精神”。然而，这种理解是否真正触及了雷锋精神的本质呢?

如果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语境中去理解雷锋，就会发现，他绝非单纯的“道德榜样”。雷锋的思想与实践，是深深扎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中的。雷锋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善良，而是一种明确的阶级立场，那就是对剥削阶级的憎恨，对人民群众的热爱。而这种精神，与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度一致。雷锋绝不是对社会的缝缝补补，而是在参与一个试图消灭剥削关系的历史进程。他的“无私”，并不是抽象的人性光辉，而是建立在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批判基础之上。换言之，雷锋精神的核心并不在于“做好事”，而在于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是否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与雷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武训。武训一生行乞兴学，从表面上看，他同样是“好人好事”的代表。然而这种小善却在客观上做了大恶，他的行为虽然缓解了个体困境，却在客观上强化了封建统治的合法性。武训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善良”，而在于他的善行是最终服务于这个不公正的制度。他通过个体努力改善局部问题，却没有触及到封建剥削关系这个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因此，武训所代表的，不是变革，而是用个体的道德和努力来掩盖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那么回归到诸如“感动中国人物”等评选，又或是张桂梅，于东来等具有道德感的人物，他们的确是在各自领域里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无论是张桂梅帮助山区女孩上学，还是于东来给底层员工发钱分红。我们既不能以极左的要求他们做的尽善尽美，但也不能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平普遍偏高便将他们的做法定义为是共产主义。这些人物的行为大多属于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进行的修补与改善，他们缓解了矛盾，却没有改变矛盾的生成机制。这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变革，这绝不可以等同于雷锋精神。当社会问题被解释为缺乏好人时，那么解决方案自然就变成了呼吁更多好人，矛盾被隐去，阶级关系被淡化，似乎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成，只需要出现越来越多的品德高尚的“雷锋”就够了，不需要去改变原有制度。但这种“雷锋”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雷锋，脱离了公有制的大环境，再好的改良主义也不过是旧制度下的奴才，将原来具有批判性的革命精神转化成的维护现存秩序的道德工具。而雷锋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他做了多少好事，而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对不公平制度的彻底否定和对人民当家作主社会的追求。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