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许家印，从一枚劳模奖章说起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站在劳动一边，还是剥削一边?许家印无疑提交了一个错误的答案。他是恒大集团党委书记，党龄超过三十五年，顶着“红色企业家”的光环。与此同时，他用三十九亿本金撬动两万亿债务，留下三个“七千亿”的黑洞：银行债务、供应商欠款、业主相关债务，各七千亿。他让一线工人常年两班倒、月休四天，让农民工讨薪无门爬上塔吊，自己反而在离岸信托里藏了数十亿美元。毛主席在《关于整顿三风》中划定了那条界限：“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许家印站在哪一边?他站在了剥削的一边。许家印不仅是“剥削”，而是把剥削变成了掠夺，把党员身份变成了剥削的护身符。当他把风险抛给社会、把利润藏到海外、用党徽为一切行为背书时，他触碰的是国家为资本划定的那道底线。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分析旧中国社会时指出，地主阶级“用高利贷残酷地剥削农民”。今天，手段从高利贷变成了金融杠杆和预售制度，剥削的对象从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供应商和购房者，但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阶级逻辑并未改变。有所不同的是，旧社会的地主无需伪装，而许家印这位剥削者却戴上了伪装。正常的资本经营，风险自担。许家印的操作，风险转嫁。他用三十九亿本金撬动两万亿债务，杠杆加到极限，利润装进个人腰包，风险甩给银行、供应商、购房者，最终甩给全社会。赌赢了，他是“首富”;赌输了，三个“七千亿”让全社会买单。国家允许资本赚钱，但不能允许资本把损失社会化、利润私有化。这是经营与赌博的界限，许家印用自己的“膨胀的资本橡皮”擦掉了。正常的资本积累，成本内化。许家印的操作，成本外溢。恒大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透支三样东西：农民工的工资、供应商的货款、购房者的预付款。他把这些本该计入成本的支出，全部变成无息贷款，变成支撑扩张的现金流。链条断裂时，这些被拖欠的工资、货款、房款，就成了无数家庭和中小企业的灭顶之灾。社会主义可以允许资本获取剩余价值，但不能允许资本把劳动者的基本生存资料变成赌桌上的筹码。积累与掠夺，一步之差，谬以千里。你不是不能经营企业，但你是党员。党员的身份意味着，当你站在资本逻辑和人民利益的分岔路口时，你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方。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许家印的选择是什么?他把党委建在企业里，不是为约束资本，而是让权力为资本背书。他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不是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而是把工人阶级的声音变成资本的背景音乐。更值得说道的，是那枚“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章。2005年，许家印作为民营企业家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过这枚奖章。他说：“这一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全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但劳动模范表彰的核心是什么?是劳动。许家印的“贡献”是“纳税多”“捐款多”“就业多”——资本的副产品被包装成对社会的贡献，荣誉便走向了反面。批判许家印的劳模头衔，不等于说所有企业家都不配这个荣誉。企业的管理、组织、创新，本身也是一种劳动。马克思就曾区分过“剥削劳动”和“指挥劳动”，当一个企业家把大部分利润分给劳动者、与工人同甘共苦、自己只是经营的组织者时，他的活动就更接近劳动而非剥削。但许家印显然不属此类——他的荣誉是用资本的副产品兑换的，他的“管理”是为资本的无限扩张服务的，他与工人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而非同甘共苦。毛主席在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许家印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吗?他联系的是广大群众，还是权力与资本?他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还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制造者?每一个问号都是对这枚奖章的否定。真正的劳动模范是什么样子?陈永贵。六岁丧父，全家被卖，从旧社会爬出来。带领大寨群众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战天斗地，五年改造七条大沟，垒起十五里大坝，修成三百亩梯田。1963年特大洪灾，他拒绝国家一切援助，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灾年实现亩产七百斤，完成征购任务二十四万斤。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他不转户口，仍在大寨记工分。一百三十六元补助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便是他全部月收入。他端一碗小米粥放几根老咸菜，面对钓鱼台的服务人员纳闷：“一个人怎么会要这么多人服侍呢?”毛主席高度评价大寨精神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他又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陈永贵是这种创造力的代表。陈永贵拿一百三十六元，许家印拿二十三亿美元信托。陈永贵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许家印把个人私利凌驾一切。陈永贵一辈子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许家印一辈子经营资本家算盘。这不是个人道德的比较，是两种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过一句话：“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我在这里正好延伸一下这句话，来适用于劳模的认定：你是劳动人民的模范，你就不会歌颂资本;你是资本的代理人，你就不可能代表劳动。二者必居其一。许家印在恒大内部推行的“家文化”，是资本收编劳动话语的另一个样本。他把自己塑造成“大家长”，号称不辞退老员工、为员工盖房子、年节发红包。温情叙事将等级压迫隐身于父爱主义的面纱之下。面纱之下是什么?是“七一二工作制”——每周七天、每天十二小时，加班须申请但不一定有工资。是建筑工人常年两班倒，月休四天，社保一拖再拖。是农民工讨薪无门，年关爬上塔吊。是恒大歌舞团挥金如土，社保人数从七十八人骤降至零，连一万五千元执行标的都成被执行人。所谓“家文化”，是资本对劳动关系的再封建化。家长式温情掩盖家长式专制。在这个“家”里，许家印是唯一的家长，工人不是家庭成员，是生产要素。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许家印的企业治理，是解放了生产力，还是束缚了生产力?他把数万工人捆绑在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动条件中，把产业链中小企业拖入拖欠泥潭，最终以两万四千亿总负债的爆雷收场——这不是生产力的解放，是生产力的破坏。许家印案最深的讽刺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利用政治符号。口中“永远跟党走”，手中资产全球转移。自2009年上市至2022年，许家印夫妇累计分得红利超五百亿元。危机尚未全面爆发，二十三亿美元单一家庭信托基金已在美国设立，受益人指定为两个儿子。2025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判决，设立在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七十七亿美元资产被纳入接管范围——伦敦三十三套豪宅、纽约曼哈顿写字楼、多艘豪华游艇。口中高唱红歌，手中转移资产。口中“保交楼”，离岸信托早已筑好防火墙。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针见血：“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虚伪的爱国主义，他们爱的是资产阶级的国。”许家印的“爱国”，爱的是资本的国，不是人民的国;是离岸信托里的国，不是社会主义的国。资本没有祖国，资本的唯一祖国是安全与增殖。民族主义话语是一件外套，天冷披上，天热脱掉，风向有变随时“用脚投票”。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曾有一句批评：有些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许家印的整套政治表演，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无为人民服务之心，有借政治符号牟利之意。这是许家印的选择，也是资本逻辑的必然。许家印当庭认罪的那一刻，一个神话宣告终结。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资本的力量膨胀到足以收编荣誉体系、渗透政治话语、绑架公共资源时，上层建筑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荣誉体系如何不被资本逻辑异化?党员身份如何不被剥削者利用?许家印的“红色企业家”人设，实际上就是一种寄生行为，把党徽当成信用背书，把“劳模”当作风险防火墙，把“永远跟党走”变成资产转移的背景音乐。这是拿信仰做交易。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共产党人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办事的。我们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许家印的所作所为，恰恰站在了“老实”和“真话”的反面——口号与行动分裂，台上台下两副面孔。当这种寄生成为可能，一道根本性的逻辑错位便随之发生。剥削者不能成为人民的模范，资本不能披着红旗反红旗。荣誉必须回归劳动，“劳模”必须属于劳动者。任何试图用资本逻辑取代劳动话语的尝试，最终都会被历史无情揭穿。阶级的存在，从来不会因为话语包装而消失。它只会在某个时刻，以一种不容回避的方式，重新站到每一个人面前。要求你选择：劳动，还是剥削?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资本一边?很不幸，许家印给出的是错误的答案。同志们，你选择的答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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