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成神之路”——工具的“神格化风险”及解决可能
人工智能的“成神之路
回顾历史，资本主义往往会让解放人的科技变成压迫人的工具，人创造了科技，科技却反而骑到人的头上去了。在古代社会，任何科技的应用都能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直接提高，比如筒车、曲辕犁、水利纺纱机的应用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生产负担。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并没有让工人们获得更多的报酬与更少的劳动时间，满头白发的年轻工人和咿呀学语的童工，以及因为维多利亚时代为“救助”失业工人而颁布的济贫法，而遍布英伦三岛的济贫院————济贫院也只不过是披上“慈善”皮的不付工钱的资本家，简直是对所谓“大英盛世”的天大讽刺。对工厂工人来说，那些咆哮着的飞速运转的机器比任何监工的鞭子都令他们神经紧绷，稍有不慎就会把手指切断。当那些工程师许下的美好愿景破产以后，工人们愤怒了，他们捣毁机器，又开始怀念起了昔日那种粗放的工场手工业生活。
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样是如此，小汽车和家用电器并没有如约进入到千家万户，底层老百姓得到的只是更加飞速的流水线和随时能将他们“斩杀”的经济大危机。科技也让大屠杀变得高效，两次世界大战伤亡过亿，单单一场战役，自动武器、装甲车和空袭所带来的累累白骨都要胜过古代乱世数年的刀兵之灾。人民此时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革命那自己随时都可能没命，所以社会主义的浪潮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便席卷全球，人们要求先进的生产力必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
我们正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互联网、核能、化工业、航空航天的发展所带来生产力跃迁要远远超过前两次工业革命之和。和前两次一样，包括科研人员所代表的技术精英在内的精英们同样许下了无比美好的预言，他们声称科技的发展将会让一切神话中的天国变成现实。但事实呢?当我们撕开千禧年那些幻想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大数据系统让劳动者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天网系统使公民的隐私权变得不复存在、生物技术似乎是几场全球性流行病的根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投送工具让世界走向毁灭的边缘......我们已经很难相信资本主义下技术的进步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即将拉开帷幕，很多人又开始幻想起生产力进步所带来的生活改善，更有人被人工智能本身的奇妙特性所折服，竟然以为人工智能可以不经改造，让共产主义的天国降临人间。单从历史来看，只要资本主义的死性不改，那么技术的进步都只能让人民群众脖子上的锁链套得更紧，黑格尔曾言，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会吸取教训。这是一件悲剧性的事情。我们很容易便能通过简单的归纳法来总结出这个规律，但为什么有人却认为人工智能和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完全不同的呢?
人工智能在形式上的确不同于之前那些冷冰冰的铁疙瘩们，它们似乎打破了人类对于高级思维意识的垄断权，又拥有着天文数字一般的计算能力、储存能力和通讯能力，仿佛是一种“超人”的存在。因此有不少人把都人工智能神化了，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弥补人类身体与精神上的一切不足，又具有着公正无私的品质，所以它能够消除私有制下的不平等，就像上帝一样靠神力把平等和自由带来人间。
但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绝不是什么人造神，而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工业造物罢了。它的灵魂是无数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编码，这同最简陋的逻辑电路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规模要更大、设计要更精巧而已;它的肉体则是躺在机房里的超级电脑，是用再普通不过的金属、塑料、单晶硅组成的精密机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人工智能不管有多么“像人”，它都无法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因此也就不能独立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要真正实现共产主义，那“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能依靠人类自己而不是人类的造物。
贪婪的剥削者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能够瓦解自己特权地位的机器，让精英们亲手打造的“AI神”去实现共产主义，就像自己拉屎自己吃一样荒谬。总之，我不敢想象豆包这样的“人工智障”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基础——其实也是精英使之变得智障。不可否认，即使人工智能再怎么平民化，它的研发资金还是大财团们提供的，它的开发人员还是学术精英们培养的，它的平台还是政治经济巨头们搭建的。现阶段任何崇拜人工智能的行为都是在崇拜其背后的精英，这正是可悲的地方，相信剥削者的剥削工具能消除剥削，不亚于相信杀父仇人为自己报仇。
人工智能这头被精英所驯服的猛兽已经露出了獠牙，劳动者即将迎来的灾难要远胜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前不久，网易公司老总宣布要大规模裁撤人员，某些企业将员工一言一行炼化成了AI模型，虽然人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才智全都成了公司的养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被完美复刻在了“.skill”的文件当中。这件事的恐怖之处不仅在即将到来的失业大潮，更是对人类至高无上的自由意志的一种亵渎，人工智能已经能把99%的人民群众都变成100%的奴隶，而且是没有任何待遇的奴隶，这是古代一切暴君都想不出来的剥削压迫方法。人民的反抗也变得异常困难，人工智能可以凭借史无前例的信息搜集与分析能力来监督全社会，一切“异常”的行为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定位，到时候任何革命都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好在这一切还没有完全到来，现在仍然是试点而已，所以我们还有时间去阻止这一切，但首先还是要端正思想，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审视人工智能。
退一万步讲，纵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人工智能也不能包办一切。一方面，迷信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迷信制造人工智能的技术精英，这会带来严重的技术官僚问题。另一方面，让人工智能大包大揽也会造成人本身的退化。不可否认，社会对高科技的依赖程度越大，其基础就越脆弱。在现代战争中，维系人工智能运转的机房、发电站和信号基站是首要的打击目标，并不是所有设备都能够转移进安全的地堡当中，许多城市一夜之间退回古代社会是极有可能的。即便没有战争，自然灾害也会轻易破坏掉那些娇贵的电子产品。我们不能离开拐杖就瘸，而是要继承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顽强斗志，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让人工智能作为锦上添花的工具而不是滔天洪水中漂荡的舢板，这样才能承担起人类这个物种在历史长河中得以繁衍生息的使命。
新的阶级分化
在奴隶社会，统治的核心在于控制人口;在封建社会，统治的核心在于控制土地;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在于控制资本;而在如今，统治的核心在于控制规则。
由于现今社会的财富往往采用虚拟的形式，所以只要垄断了信息的控制和解释权就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这种收益要远远大于人口、土地、工厂所带来的利润，而且无需付出巨大的控制成本，通常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行了。在美伊战争期间，特朗普靠散布两三个假消息就引得全球股市剧烈波动，而自己则空手套白狼地大赚特赚，短短几天的收益就超过了军火巨头数年的利润之和。
而人工智能技术无疑是精英们的得力助手，它可以迅速收集并分析信息，进而让精英们可以及时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也可以使精英摆脱对传统实体资本的依赖，目前精英虽然可以靠制定规则谋取暴利，但其财富的源泉依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一旦人民群众占领了生产他们吃喝拉撒睡所需物品的工厂，那些精英的账面财富也会在顷刻之间变成一堆废纸。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人工智能完全接管物质财富的生产，那精英大可以把这些工厂放在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地方，自己则能够高枕无忧地靠玩弄规则来剥削财富。
在这种社会里，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似乎又复活了。
人工智能和那些神明一样，本质上都是人的造物，都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工具，其本身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但统治者却可以假借祂们的“神力”，以此来达到控制人民群众的作用。现在那些制定规则的精英就和过去掌握最高宗教释经权婆罗门阶级没什么两样，都是假借着所谓的“神”——过去是梵天而现在是人工智能，靠动动嘴皮子来实现统治，只不过人工智能比那些编造出来的神话角色更具有现实的力量，因此这些精英的统治也比过去的婆罗门更加稳固。
在这种体系下，那些靠持有土地、人口、工厂、管辖权为生的剥削者已经不算什么了，只要那些“新婆罗门”动动嘴，这些老牌精英就会被耍得团团转，甚至财富也会在规则下被瞬间蒸发殆尽。老牌精英要想维持自己的“人上人”生活，就必须屈从于掌握规则的新精英，要为新精英打工，依靠自己的实体资本来为他们提供服务，这就类似于古印度拱卫婆罗门的刹帝利阶级。
那些五毛党狗腿子对应的是古印度的“吠舍”阶级，他们会专门服务于前两个阶级，当然，前提是这些人能够拿到通向“新世界”的门票。真正的劳动者，也就是“首陀罗”阶级或许还会存在，这些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弥补人工智能的不足。当然这些人不一定是自然人，更有可能是被植入脑机的半机械人或经过基因改造的克隆人，他们比自然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去掉了人类反抗的本能。
至于现在广大的劳动人民，最后的结局就是成为古印度的“贱民”、“不可接触者”、“达利特”，甚至会被直接消灭，简而言之就是世界上已经没有我们的位置了。
当这种体系彻底建立，99%的人民群众将不再有任何翻身的可能，这将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级灭绝!对，就是“灭绝”而不是“压迫”或“剥削”。马克思预言剥削制度将会被人民群众所推翻，精英们也深刻知道这一点，他们意识到了不管是糖衣还是炮弹都无法阻挡人民的觉醒，长期的吸血即将不复存在。人工智能确实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过去被剥削阶级存在的理由就是为剥削阶级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但现在的人工智能却可以比我们这些传统的被剥削者做得更好，而且不会反抗，甚至连一丝抱怨都没有。那我们在精英眼里算是什么?正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们已经不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是亟待清理的害虫!
好在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人工智能还没有在生产领域中把我们全排挤走，精英还不能不捏着鼻子留下我们这群传统劳动者。所以我们必须革命，必须抢在技术大突破前铲除掉那些精英阶级，不然连一丝生还的机会也没有了!
首要的目标就是那些掌握政权与经济命脉的精英，这些人正在为“婆罗门”输血。我们需要斩首行动，在这些人支持的新精英阶级研制出可以供他们自产自销的人工智能系统前就把他们精准清理掉，这样便能打断超级人工智能的诞生。另外还需要进行一场广大的社会思想革命，清理或转化那些五毛党，这些五毛党混在群众中间阻碍着革命到来，目的就是换取自己通向“新世界”的船票。
简而言之，要想让人工智能为人民带来幸福而不是灾难，那就只有进行大众民主革命，消灭1%的精英阶级，除此以外再无他法。
人工智能与大众民主的结合
人工智能构建的社会，势必会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社会，对人的劳动的需求会有所下降。这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是很大的坏事。没有一种契合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来制约，获得高科技强化的大资本精英阶级，将会彻底践行它们的阶级观。作为精英阶级，要“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因为AGI而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庞大的失业大军，会颠覆精英阶级统治，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精英阶级绝不会容忍的，而且不再有阶级调和的灰色空间。
于是，一种能联系99%的，广大群众都能接受的能管控科技的伦理，就是一份刚需品。应用科技伦理，来指引科技应该发展的方向，这是避免科技转向应用于发掘“人矿”的重要一环，人不应当是手段，人是目的，科技不能用来把人本身作为商品，是科技发展的底线。而这份伦理，应当作为自然法而非社会法，成为无产阶级法律的一部分。
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伦理呢?
最首要的是，科技必须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应用于生产力发展。科技应该用于提高效率，但不应当用于资本家的所谓“降本增效”。让科技成为劳动者的福音而非相反，让科技促使按需分配时代提前到来。
笔者认为，单单让科技“为”人民服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意味着科技掌握在精英阶级手中。在一个大众民主的社会，科技必须被人民所有，被人民所用。
因此，西方人民“自由软件运动”的理念，就成为了科技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运动是理查德·斯托曼――自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提出的。主张保障用户运行、研究、修改和分发软件的四项自由。斯托曼发布《GNU宣言》，依托GPL许可证的Copyleft机制，保障软件开源属性，GNU/Linux系统成为典型成果。该运动坚守道德内核，反对专有软件封闭垄断，与侧重实用的开源软件运动理念迥异。其追求数字自由、反对技术垄断的理念，与计划经济2.0普惠共享、大众掌控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
总而言之，在大众民主社会，所有国家或者全民所有资产，必须以不低于GPLv3的自由度为协议，以保障科技为全民所有。
那如果搞假开源，假协议怎么办?这就体现科技伦理作为自然法的作用了。这是明显违法自然法的行为，在大众民主以公民审判团为主角是群众司法体系下，群众会有群众自己的解决方案。
笔者在这里就简要阐述一下大众民主的群众判案的必要性，具体内容下次再阐述，单开一篇。
知识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在扩张，一个人能了解的知识总和不会超过任何一个AI，因此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就是一件必然，在司法上也是如此。精英阶级有这样那样的“合法”犯罪手段，特朗普通过“下圣旨”，就能影响国际股市变动，欲升则升，欲降则降。精英阶级惯用的“口谕”，也让所谓的“取证”，变得很难。当然对于普通草民就不用担心了，手机里已经贴心的安排了小礼物帮助留存数据了哦。
因此，群众判案，共同诉讼和有罪推定，成为未来大众民主社会的一个原则。当然是对精英有罪推定，而对普罗大众，则必须有其“造成影响的痕迹”。只有让群众真正掌握权力，才能降伏人工智能这样一头怪兽。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引入“区块链”技术。虽然区块链是资本主义用来融资的新玩意，但不可否认，它的去中心化与公开性原则的确切合大众民主社会的要求。
区块链简而言之就是人人都有的账本，只要发生交易，那每个账本上都会发生同样的数据变动。它没有一个核心话事人，任何数据变动都要经过所有节点共同的确认，而不是由一个最高单位说了算。这很好地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假如每个节点都有数据备份，而且不被少数人所决定，那么任何篡改行为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发觉。
但无论如何，任何技术的背后都要靠人来支持，我们绝对不能迷信技术本身带来的监督能力。因为区块链即使再怎么民主，其维护也是要依靠少数技术人员，一旦这些技术人员勾结起来修改登记规则的话，那错误的信息就会在不同节点上同时发生，因此就不会被群众发现异常。
单纯依靠道德的说教是缺乏约束力的，单纯依靠事后的处罚也不是最经济的，最好的办法还是防患于未然。绝大多数群众虽然没那么了解计算机，没法直接在技术层面进行监督，但却完全能够监督那些技术人员的品行。
首先，群众应当选举人工智能系统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大概率是民间的“极客”，也就是那些沉把钻研技术作为最大爱好的人。他们一方面具有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有着大众民主时代信息工作者最需要的品质——不为名利、开放共享、肯于钻研，互联网技术的内核本来就与共产主义高度契合，只不过被少数精英所玷污了，这些极客才是最单纯的本心捍卫者。
有人可能会担心这些“游击队”的实力比不过“正规军”，也就是那些在专业院校毕业的职业信息工程师。这是确实存在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极客们可能没法完全胜任整套系统的开发，却能够监督那些来自旧社会的技术人员，不会轻易被专业词汇唬住。而且极客可以教育那些旧社会的技术人员，帮助他们重新认识互联网的本质，带领他们走向共产主义而不是拘泥于私有制的泥潭当中。
这样我们就能为人工智能系统建立一种“二元制”的管理模式：人民直接选举、监督、罢免那些极客领导者，而这些领导者则制定标准去选拔、管理、改造旧工程师。考试制度仍然会存在，这是出于尊重事实的需要，但考试选取的人并不能直接进行决策。正所谓“由谁选举、对谁负责”，试卷只能反映其专业知识，却不能反映他们的政治立场，因此也就必须由直接对群众负责的代表对他们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构，比如各级监督委员会。当然，这个监督委员会也不只局限于监督技术人员，一切社会公共机关都应该纳入其监督范围之内。它的成员由抽签产生，抽签虽然无法保证获选者的能力如何，但却最为公平公正，这对监督来说已经足够了。抽签的范围是达到一定年龄、有自主能力、没有官场背景的普通人，越平凡的人就越接近革命的真理，这是从秦朝时人们就意识到的。
去中心化和大众民主的未来
很多人看到“去中心化”就认为将来的自动化人工智能系统是高度分权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不同于“比特币”这种金融产品，立足于计划经济的自动化系统一定要有一个领导核心，这样才能集中起所有资源去发展生产力，同时避免因为弱肉强食的竞争而形成新的两极分化。
中央集权和大众民主并不冲突，而且必须要依靠加强中央集权来打破地方的“独立王国”，这样才能为解决社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提供制度保障，才能让最底层的意见被全社会所知晓。
为了适应自动化系统对高效搜集信息的需要，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缩短人工智能执行的流程，减少行政层级，这样才能满足基层群众需求的迅速变化。
从数学角度上讲，三级架构是最高效的。统筹一切的总核心位于首都，当然它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而是化解下一级之间矛盾的裁判员。二级节点大概需要50个左右，或许还要多一些，这是有人计算过的。所以现在的行政区划可以调整，取消地级市，把大省拆分成小省，同信息节点的数量相配合。二级节点下大概又需要50个左右的三级节点，对应现在的县级单位和大型企业联合体，这是最低级的节点，再往下出于经济性的考虑就不再适合布设价值高昂的主机了。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要扩大百姓民权。没有中央集权就是一盘散沙，没有百姓民权就是专制独裁，二者相辅相成，这才是大众民主社会的需要。体现在自动化系统的组织形式上，就是要充分发挥地方公社的作用。
最基层的经济无需间接管理，居民完全可以实行直接民主。过去在公社的基本活动中或许还会发生纠葛不清的状况，或许还要依靠上级委派的官僚来帮助处理一些复杂事项，但现在完全可以解决了，人工智能将会是最好的助理。
公社的居民只需要贡献出自己电子设备的一丁点算力，同时劳心保护好共用的网络设施，他们就能得到极其便利的生活。过去基层治理的问题在于群众的文化水平不够，以及中国传统人情社会中那些莫名其妙的恩怨纠葛，委派的官僚往往会采取命令主义的态度来处理掉这些非理性的因素，但很显然，群众并不应该作为被指使、被安排、被强迫学习的对象。
人工智能可以很好地抹平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且会以最客观的方式去做出判断，这就给了群众自主决定自己生活的机会。再过去的经济关系中，群众是被动的，他们不得不服从官僚指派下来的命令，否则自己将无法处理那些棘手的公共性难题。但在自动化系统中，群众是主人，他们可以把需求告诉人工智能，自己只需要拍板就可以了。
放在全国的范围内，公社的广泛存在也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让自动化系统的触手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此来避免决策的偏颇，所以自治性的群众组织才是计划经济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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