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 |“境外势力”背不动这个锅
这是《北京日报》?
我怎么瞅着像是近百年前的《南京日报》呢……
1
九十二年前的1934年10月6日，《南京日报》在蒋介石悉心关照下正式创立，成为国民党舆论体系里重中之重的“舆论保卫机器”。
这份报纸最大的使命就是捍卫蒋氏政权、维护稳定、对抗在我党带领下愈发兴起的左翼进步思潮。
当日的《本报创刊宣言》即直白的不能再直白：
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内部之民生凋敝、阶级隔阂，而在外部之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赤匪祸乱。本报愿以笔为剑，宣扬民族复兴之道，唤起民众共御外侮，肃清内乱，拥护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
两个月后的“元旦特刊”，报纸再刊重磅文章《新年献词：民族自救之途》：
环顾国内，虽有灾荒频仍、民生困苦之象，然此皆由日本帝国主义之经济掠夺与共党之破坏捣乱所致。若能同心同德，追随蒋公，先安内而后攘外，则民族复兴指日可待!
现实是，1935年前后蒋介石治下的民国，贫富差距已悬殊至令人发指之地步，阶级矛盾已达到临界点。
全国地主约240万户(占农户总数4%)，占有逾七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七成)，而占人口85%的贫农、雇农仅拥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其中25%的家庭完全无地可用。
更为可憎的是，国民党官吏与地主高度重合。
拿江苏为例，374个千亩以上大地主中，有77个是国民党官员(1928-1934年统计数据)，包括占据苏北五千亩良田的陈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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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不考虑隐性垄断资源、大肆贪污腐化的情况下，仅明面上，就说蒋介石个人，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他月薪八百元，已是1934年上海普通工人的114倍，与贫农之距更是无从算起……
闻一多曾在致饶孟侃的书信中愤然挥墨：
我近日在青岛，见纱厂工人之苦，令人心寒。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工资不足糊口，厂房如囚笼，空气污浊，工人多患肺病，童工尤惨，十四五岁便被榨干血汗。所谓‘国货工厂’，竟如人间地狱，资本家之剥削，与洋鬼子何异?
郑振铎亦在五卅运动时致友人书信里一语道破：
上海的纱厂工人，在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下，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的血汗，滋养着所谓的‘民族工业’，却得不到丝毫的尊重与保障。
饶是如此，作为蒋氏的舆论坦克，且看《南京日报》是如何进行舆论作业的——
当年度的五一节，该报发表社论《劳工神圣与民族复兴》，冷言如刃：
工人同胞当知，今日之贫困非雇主之过，实乃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与共党煽动罢工所致。应与资方携手合作，提高生产，共赴国难，勿为异端邪说所惑。
“异端邪说”，怎么跟今时今日许多人的嘴脸如此之相像～
一年后又临五一，《南京日报》再刊“雄文”《劳资协调为民族复兴之基础》，笔锋依旧犀利：
近闻各地时有工潮发生，此皆共党分子利用工人生活困难，挑拨离间，破坏生产!
跨越浩瀚时空，总是能够在史海翻腾之间寻到一丝又一丝“默契的回声”。
“自愿加班”被美化为“奋斗精神”，“过度劳累”被包装成“敬业奉献”，“放弃家庭团聚”被歌颂为“舍小家为大家”——连996都可以被称为“福报”，这是一番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根本不敢宣传的场景。
大可以去问问法国上街游行如家常便饭的工人，去问问美国动辄罢工停运的铁路员工，去问问韩国每年在全泰壹祭日当天聚集呐喊的青年，以及西方国家那些议价权力高耸的工会组织——996是福报，你们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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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宣传层面的叙事策略，只能说恩格斯所言极是：
占统治地位的，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资本主义社会(或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中，控制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也同样控制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因此，主流媒体作为精神生产的核心机构，其产品天然地带有统治阶级的烙印。
事实上，这种“悬浮”与“脱节”，恰恰是其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维护现行社会秩序的精准“接地气”之举。
2
为什么打工人们、牛马们、社畜们在今天不愿意继续为绚烂的经济数字贡献肉身了?
为什么一个个的都开始佛系了、开始“无所谓”了、开始“爱咋咋地”了?
原因很简单：过去那一套我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参与进去的劳动方式、成本投入、作业流程，好像已经无法为自己生产理论上应当生产出来的价值反馈了——不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情绪价值。
恰如很多确实是年轻时白手起家的资本家、企业高管、权势人物近年来忍不住发自肺腑的诘问当今的年轻人“为什么反对内卷”、“凭什么控诉996/007”、“让你加个班怎么了?我们当年参加工作那会儿可是没日没夜的干……”
他们当然不能明白今天的年轻人所思所想。
他们无法理解今天的失信人口为什么会接近九百万，他们也无法理解今天的适龄劳动力为什么“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挂在嘴边，他们更无法理解为什么突然就就群体性的不婚不育了……
因为，他们曾经那一套生产认知和现实回报已经无法匹配眼下的环境和土壤。
这个时候，如果再妄图像2019年马云鼓吹“996是福报”时偷换概念拿毛主席时代的“两弹一星奋斗精神”来给今天的加班内卷生态脱罪，必然不可能换来共鸣。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而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又是让剩余价值归了谁?
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工人节衣缩食积累了三十年的巨大财富，在“入世”前后如开闸洪水一般看似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伴随着90年代末的私有化，众多矿山、煤田、钢铁厂、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营野蛮人和外资洋大人，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看起来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名义上储存下来，但实际上送给了柳大善人、曲婉婷母亲这样的人，乃至今天的众多“民营企业家”。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为国家奋斗献身的人，那个遍地王进喜、满目焦裕禄的时代还依稀历历在目，直至弄到今天这步90/00后群体性反感加班、憎恶调休、痛恨PUA洗脑的田地，罪不在这些年轻一代。
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直言：
当贵族们在沙龙里讨论艺术时，工人们正在矿井里为他们的优雅买单。
不卷不累不拼，不婚不生不育，就是最好的「非暴力，不合作」式表达。
如今局面，配合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阶级长征路，恰如其分地应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几近两百年前(1835年)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评论：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但文明人却把这儿又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之前写过，人口的自然下降其实是一个细思恐极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在“人生是否值得去经历”这个终极哲学问题上，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活让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否定。
政策降低利率是鼓励购房，结果年轻人要么提前还贷、要么拒绝买房;
政策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社保资金的不足，结果年轻人拒交社保;
政策放开三胎是为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红利”，结果年轻人打出旗号：“我们是最后一代”、“拒绝生产软肋”………
现在连刷直播间淘个便宜货也要被大主播PUA“哪里贵了”“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努力工作”、被进一步的驱离……这本质上是一种双向排斥：底层抵触顶层超出正常劳动致富的呈指数级的财富扩充效率，而顶层则鄙斥底层“怎么会这么穷，竟消费不起我的产品!”
这就是阶层分化的后果。
一套长久以来被维持和信奉的「算法系统」与「游戏规则」，开始出现问题了。
不论是底层的无产者还是脆弱的伪中产，他们过去跟随「算法系统」亦步亦趋走来的路，全部成了一个又一个黑洞：说好的投资理财能赚翻的，说好的努力工作拼命加班就能升职加薪的，说好的房价会一直上涨的……
当所有付出都难以兑现「正反馈」时，能够做的，唯有离场。
就像电影《逆行人生》里的男主，曾经坚定的认为“房子是一家人的底线”，但在现实的冲击波下，卖掉房子不过一夜之间——恰似他曾经以为自己是操纵算法的提线人，结果被裁员时恍惚惊觉：之所以被裁掉，正是源于自己亲手设计的那套“员工评估系统”……
什么提线人，原来大家都是木偶而已，都是那个老实的「力工」罢了。
不是人类失去了道德和情感，而是私有制的流水线上本就不需要道德、情感、温暖、善良、人性……它只需要效率和结果，最终的局面就是人作为原本情感动物的异化，从拥抱走向对立，从亲密走向猜疑，从集体走向分散，所有群体被拆分，最后造福了资本立于不败之地的增值与控制。
都知道一段毛主席1940年在延安讲演的名句：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道德的前提是团结，团结的本质是集体。
那么当一个个“社会主义的螺丝钉”沦为“资本主义的力工”，集体早已瓦解，团结自然不复。
当劳动成为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 ，当工人在劳动时感到“像在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能“感到舒畅”时——所谓“享受劳动”就成了一个悖论。
3
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的生命活动，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人的这种本质被贬低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人不再是作为“人”去劳动，而是像动物一样，仅仅为了吃喝而工作......
这个时候，妄图用「转移矛盾」的阴招来为阶级内压进行某种人为的舆论疏导，实在是本末倒置。
保尔·拉法格曾在《懒惰的权利》中痛陈：
资本家利用民族仇恨来分裂工人，让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相互敌视，却忘记了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本国的资产阶级。
这些犀利论述深刻揭示了统治阶级转移矛盾策略的本质：通过制造或夸大外部威胁，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转移他们对国内阶级矛盾的关注。
但就内理与现实的双重层面，转移的从来就不是矛盾，而是人心。
这实质上与我之前分析过的“无产阶级的客体化”是同一回事，都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其权益的分离。
也就是当年列宁在批判考茨基主义时特别强调的，国家不是超阶级的、不是阶级调和的机关，而是阶级统治的机关;统治阶级永远不会自愿放弃政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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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否，“抗日”之于当年的蒋介石国民党而言，不仅是一场御侮的国战，更在很大程度上被蒋氏转化为一个多功能的政治工具：一个可以用来“合法”削弱甚至消灭异己力量的军事借口，一个可以用来“合理”推行经济掠夺的财政幌子，以及一个可以用来“正当”实施思想禁锢和舆论管控的宣传盾牌。
特别是，蒋府以“战时需要”为幌子，对其统治区的人民进行了一场空前残酷的搜刮与掠夺——所谓“抗战建国”方针，在实践中演变为一场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财富再分配，其结果是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和广大民众的彻底破产。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极其惊人，军费开支常年占财政总支出的70%以上。
为了弥补巨大的赤字，国府控制下的“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开动印钞机，疯狂地向市场注入没有准备金支持的法币。
据统计，法币发行量从1937年6月的14亿余元，激增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增加了约400倍。而如果以更精确的数据看，从1937年的16亿元增加到1945年的10319亿元，增长了超过628倍。到1948年，法币发行量更是比1937年增加了47万多倍。
如此海量的货币注入，直接导致了国统区物价的毁灭性飞涨，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超货币发行的速度，1945年的物价相比战前上涨了2500多倍 。民众手中的法币迅速贬值为废纸，出现了“背着一口袋钱买不到一口袋米”的悲惨景象。
这种通货膨胀政策，本质上是一种隐蔽的、无差别的掠夺性税收，它将战争的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到了无法转移资产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工薪阶层、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身上。
然而，在这场全民的灾难中，却有一小撮人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就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
他们利用其政治特权，可以轻易地从国家银行获得低息贷款，然后用这些迅速贬值的法币去囤积居奇、抢购物资、套取外汇，再以飞涨的价格抛售，从中牟取暴利。
通货膨胀成为了他们化公为私、聚敛财富的最佳工具。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名为“应付战时财政”，实则为官僚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加剧了社会财富的极度不均，将阶级矛盾推向了燃点。
然而，在“抗日”的大旗下，一切反对蒋介石的民间声音——比如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三反”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都会被国民政府视作“内奸”、“不安定分子”、“破坏秩序者”，并给予绝对强力且血腥的整肃。
作为镇压辅助，蒋介石统治集团迅速强化了战时新闻审查制度，其严密和严酷程度远超战前。
193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了《抗战时期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之后又陆续出台了《战时新闻检查标准》、《出版法》等一系列法规——目的就是服务于“以抗日为大旗，控制国内阶级矛盾在舆论层面的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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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作态，于其之前不久已宣告垮台的沙俄政府别无二致。
一百多年前，列宁曾经对沙俄政府对外穷兵黩武进行过直接批判，于《火星报》上愤然挥毫：
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使人民更加贫困，使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压迫!
……为了掩盖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转移矛盾，煽动民族仇恨。
1900年1月1日以前，国库尚存闲置现款25000万卢布，但是现在这笔钱已经没有了——都投入了战争!政府正在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因财政拮据而缩减必要的开支，停止修筑铁路。
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华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好处。
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因此必须设法把这种不满引向别处，引向国外。
历史的事实是，这种转移矛盾的策略最终导致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
加之沙俄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国内矛盾被极度加压激化，又使得统治集团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后被证明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阶级矛盾，反而为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政治条件。
1930年代的日本、德国、意大利何尝不是如此?
尤其日本，国内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高涨，日本军部为架空文官政府，不断渲染“满蒙危机”，将国内资源分配不均、工农运动高涨的矛盾转化为“对外开拓生存空间”的狂热战争诉求，最终建立起军国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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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话恰如其分：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
日本军部正是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制造外部威胁转移国内矛盾，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然而，这种转移矛盾的策略最终导致日本不得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在1945年惨败投降，国力大伤。
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的危机》里的回声仍空灵震耳：
帝国主义战争是统治阶级转移国内革命危机的手段，他们用‘保卫祖国’的谎言掩盖阶级剥削的真相。
德国(入侵西欧)、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佛朗哥计划吞并葡萄牙)亦然。
甚至，几十年后的阿根廷军政府(借马岛战争转嫁矛盾)、韩国军政府(借反共反朝运动转嫁矛盾)皆遭遇失败，一夜间迎来政权整体性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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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频繁妄图借助亚洲战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资助阿富汗对抗苏联)的美国，根本压灭不住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
回想半个世纪前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主席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美国反苏战争的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时代钟声堪称“永不过时”，当时间轴再拉回半个多世纪后，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完全重绘了二十世纪中叶来自中国的领袖的判断：
美国政府用‘中国汇率问题’来转移民众对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掩盖华尔街的贪婪和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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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政党斗争胜利几乎只有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而这两个党的革命领袖也恰恰是正视国内阶级矛盾、坚持主张凝聚国内“阶级主体”的史书典型。
如毛主席所言：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列宁同样在《公社的教训》中重申过马克思的警告：
早在1870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得尖锐了。
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
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梏。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形式。
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点明的：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换句话说，当一片地域停止「向上的斗争」而只有「向下的管理」时，文明的活力一定会趋近迟滞。
跋
从“丧文化”到“佛系”，从“沙雕”到“打工人”，下游的被压榨群体们在互联网上不断地寻找着共鸣、创造着新词。
或是集体颓唐，或是集体装疯卖傻……
总之，他们心里都是很清楚的：活着很苦，苦中作乐得了。
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90年代初的中国，特别是首都北京。
当时，青年们在崔健《一无所有》的歌声中流行着这些俚语，并把它们印在文化衫上：“一边玩儿去!”“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
包括“愚人帮”“不喝白不喝”等团体式的闹聚成为街头主流——恰好，那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毛泽东复兴热”的阶段。
《东方红》被重新唱响，毛主席像章再度紧俏，其时涵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光辉》《毛主席的话儿例外我们心坎里》等十三首红歌的《毛泽东颂歌》录音带，王府井书店一个礼拜内卖掉了八万盒，湖南韶山冲1990年一年接待逾九十万人次参观……
而人们的回答则非常简单：
只缘妖雾又重来。
嘻嘻哈哈、乐乐呵呵的背后，是阶级失落造就的「低欲望」。
而结婚率和生育率正是最好的民意反映。
严肃而论，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要求尊严对等的劳资关系，期待充足的与朋友/爱人/父母相处的生活时长，盼望房价物价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纪就能够安享晚年——这些，放之四海皆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之基本，却唯独在今日中国要被定义为“躺平”“废柴”“摆烂”……
真乃荒谬!
如果真的认为如此“躺平”是一种罪过，那么消除“躺平”、消解“境外势力”“帝国主义”之舆论进攻的最好方式，就是让邪恶的对手无话可说。
冷战时期，为“应对”苏联优越的体制所带来的宣传战，西方世界纷纷加大福利、对工人阶级、农民群体、底层民众的工作与生活进行规模空前的财务补贴。
英国卫生大臣安奈林·贝文直言：
我们建立NHS，就是要向世界证明，资本主义也能实现社会公平，比苏联做得更好。
随即，《国民医疗服务法案》、《住房法》相继出台。
法国更是在70年代将社保支出占GDP比例从1950年的10%增至22%，并大幅度降低劳工每周工作时长;
瑞典在1947年推出《儿童补贴法》;
意大利1956年颁布《住房补贴法》，与苏联的住房制度相抗衡……
毛主席曾经说过：
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纸老虎，一戳就破，它可背不动所有的锅。
动辄将矛盾甩给帝国主义，这不仅有违东西方抗衡之际应有的战略自信，更是一种对深层次主要矛盾的右倾主义回避。
社会主义的金字招牌，没有任何“境外势力”能够击败它。
前提是，这块招牌须真的一尘不染，方能屹立永固，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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