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易：不能没有枪声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所有政权基本上都亡于腐败，腐败就像是政权崩溃的催化剂。

　　首先，腐败现象会逐渐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腐败行为使得官员们不再以民众的利益为重，而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其次，腐败现象会逐渐破坏国家的治理能力。腐败行为使得官员们不再关注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众的福祉，而是追求个人的私利。这种行为导致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执行力大打折扣，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最终引发社会动荡。

　　此外，腐败现象还会导致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当腐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贫富差距加大，底层百姓生活困苦，对政府的不满逐渐积累，最终爆发反抗。

　　正因为如此，反腐倡廉几乎成了每一个政权的第一要务。

　　我国在反腐倡廉的道路上，可以说是捷报频传。

　　根据互联网公开信息，在改开后1982年到2011年‌这29年中，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腐败分子42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465人‌。

　　2012年到2024年这13年中，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贪污腐败案件464.8万余件，查处贪污腐败分子470.9万人，其中省部级553人。

　　此外，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83.4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23.1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0.2万件。立案2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13人、厅局级干部1037人、县处级干部8285人、乡科级干部2.7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9万人。处分18.5万人，其中党纪处分13.9万人、政务处分6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14人，厅局级干部910人，县处级干部7216人，乡科级干部2.3万人，一般干部2.4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13万人。

　　从查处腐败分子的数字来看，1982年至2011年，年均查处腐败分子约16万人，2012年至2024年，年均查处腐败分子约31.6万人，明显增多了。

　　在四十几年反腐败斗争中，查处腐败分子贪污金额最大的，当属原大连市副市级干部徐长元，其家族式涉黑贪腐非法敛财超6000亿元，涉及房产2714套、企业46家、豪车142辆，于2020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查处贪污金额最小的，则是原广州白云机场女售票员刘伊平，因其通过改机票的方式贪污50余万元人民币，于1991年被判处死刑，是改开以来被处决的最年轻的贪污犯。

　　看到这里，大家脑海里是不是闪现出了一个大大问号：为什么贪污50余万元的刘伊平被枪毙了，非法敛财6000多亿的徐长元却只被判无期徒刑呢?

　　说实话，笔者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公开资料显示，我国自2007年5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除个别重大案件外，贪污受贿罪犯不再判处死刑，随后的2009年11月1日起，对行贿罪及贪污罪不再执行死刑。

　　对这两大新规，专家们的解释是：废除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死刑，是‌司法进步与人权保障及国际趋势的共同需要：

　　1997年刑法修订后，中国已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并独创死缓制度，体现“少杀、慎杀”理念‌。2007年的改革是这一趋势的延续，将经济犯罪与暴力犯罪区别对待‌。

　　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标志着司法体系对死刑适用的审慎态度‌。同年5月1日，最高法院通过新规大幅限制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仅保留“金额特别巨大”等极少数例外‌。

　　这一调整顺应了国际人权潮流，旨在减少冤假错案风险，避免死刑被滥用为“杀鸡儆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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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支持者认为：死刑的滥用可能导致冤假错案，难以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此外，死刑对贪腐的威慑作用有限，腐败根源在于制度和人性，而非严刑峻法。像法国、英国等无死刑国家仍能保持较高的廉政水平‌。

　　反对者认为：死刑是悬挂在上空的利剑，对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威慑作用无可替代。废除死刑后，腐败分子贪污金额越来越大，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那么，大家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笔者倒是想起了毛主席。

　　我党自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的1932年，到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1952年，毛主席先后亲自批示枪毙了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

　　在这七个贪官中，贪污金额最小的，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主任左祥云的246.7元苏维埃币，相当于现在的37元人民币。贪污金额最大的，是新中国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171.6亿旧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171.6万元人民币。

　　毛主席的七次亲自批示，充分体现了我党对贪污腐败现象坚决打击、绝不姑息的底线;那七声清脆的枪响，则震慑出了新中国党员干部近三十年的清正廉洁。

　　所以，在笔者看来，在反腐倡廉的路上，不能没有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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