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田春苗的预言依旧犀利：老人胃炎被当癌症切除全胃

　　毛主席的“6·26”指示发表60周年之际，央广网以《老人检查出胃炎却被以癌症切除全胃，医院回应》为题，报道了又一起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

　　当然，“事故”只是当地省市两级医学会给出的“鉴定”说法，整个事件看起来却更像是又一起“手术室里全是钱”的故事。

　　此次事件的涉事医院是号称“宇宙第一医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1年8月，一位79岁的老人因腹部疼痛被女儿带到郑大一附院就医。医生一开始检查说是炎症，回家养着就行，连药都不用吃。随后不久，又劝说老人住院。入院后的多项检查均显示老人是胃黏膜慢性炎，但此时该科室的两名医生先后诊断老人得的是胃癌晚期，需尽快手术切除。其中一名医生还威胁说，如果不切除，人可能在两个月内就会去世。

　　手术之后的病理学检查结果却显示，老人胃部并未患癌，依然是胃黏膜慢性炎。

　　郑州市医学会、河南省医学会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均认定为二级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但老人家人仍多方维权未果，警方也不予立案。更让老人女儿无法接受的是，事发后涉事医生不但没受到处罚，还正常晋升了职称，成了副主任医师。

　　该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医院回应称，已两名医生内部处罚。而所谓的处罚就是“停止执业一个月，取消评优评先的资格”。

　　这个所谓的“内部处罚”简直就是挠痒痒!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医务人员，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而这么大的事已经不是普通的医疗事故了，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郑大一附院医患办的王先生对记者的回应，“对于专业医生来讲，患者未来两年癌变的可能性很大，届时再进行手术就晚了。”“医生根据自己的职责和专业经验采取了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且客观情况是，目前患者仍健在。”

　　从“胃癌晚期”、“两个月内就会去世”到“未来两年癌变的可能性很大”、“目前患者仍健在”，这样的回应是多么的傲慢与无耻!你们明明可以辩解称涉事医生“诊断失误”，可是你们演都不演了，摆明了要“店大欺客”，“能奈我何”吗?

　　2022年9月，郑大一附院在其官网晒成绩单，称其2021年收入合计218.78亿元，平均每天营收近6000万元，这种晒成绩单的行为在当时引发了广泛争议。

　　作为国内知名大型三甲医院，近年来多次被质疑存在过度医疗现象，主要表现为部分患者被要求进行不必要的检查、治疗或高值耗材使用。

　　2025年5月29日，河南省纪委监委通报，河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阚全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郑大一附院就是被阚全程一手打造为“亚洲最大医院”。

　　2008年，阚全程接任郑大一附院院长时，该院年营收仅6.8亿元，床位不足2000 张;2016年该院年营收飙升至95亿元;2021年更是飙升至218亿元。郑大一附院如此扩张速度和规模，被外界戏称为“医疗界的富士康”。

　　郑大一附院的扩张神话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争议：医院实行奖金挂帅，科室收治病人越多、手术量越大，医生奖金越高;奖金越高，意味着越多的医生想往郑大一附院挤，一附院的名气在当地也就越大;名气越大、医疗资源越集中，也就有越多的患者要往郑大一附院跑……

　　这无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虹吸效应”。虹吸的结果导致河南省乃至周边地区的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更加大了外地患者的就医成本。

　　更为严重的是，奖金激励制度直接地鼓励着“过度医疗”：一个小病很可能被要求做过度的检查，一台普通的手术很可能被推荐使用利润更高的医疗耗材，也就很可能导致“胃炎被当作癌症作全胃切除”的“医疗事故”。

　　为了给“过度医疗”撑门面，郑大一附院需要有更高端的医疗设备，目前该院有11台核磁共振、12台高端CT，甚至配备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远比同行阔气。这些设备的采购金额动辄上亿元，在高价医疗设备、器械和药品采购的环节，也就很容易滋生腐败，而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到了患者身上。

　　令人玩味的是，通过央广网的报道，我们还得知了一个细节，就在医生的一通“吓唬”之后，老人的女儿正准备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医生还向家属推销了一份1600元的手术意外险，否则手术无法进行。

　　即便抛开阚全程的腐败问题不谈，阚全程也完全就是按照做大企业的逻辑来做大郑大一附院，这正是医疗产业化的真实写照——医疗卫生事业变成了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产业，医院的院长变成了与医疗器械和药品制造商一样的企业家，医生变成了业务员。

　　而这类现象，又岂止存在于郑大一附院一所医院。前一段时间，湘雅二附院和“恶魔医生”刘翔峰因为“过度医疗”的问题再次引发舆论热议，“恶魔医生”显然也远不止刘翔峰一人。

　　“过度医疗”的普遍存在以及“恶魔医生”的出现，主要原因并不是医生个人道德水平问题，而是医疗产业化、私有化所造成的恶果。

　　1976年8月，《人民画报》第八期使用了一张电影海报作为封面，这部电影就是《春苗》。

　　电影扮演者李秀明因为这张海报和这部电影，迅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舞蹈学院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饰演“田春苗”的演员李秀明在90年代下海经商，身家过亿。

　　然而，“田春苗”这个艺术形象的人物原型、上海郊区的赤脚医生王桂珍，却《人民画报》刊出电影封面仅仅两个多月后，经历了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跌落……

　　王桂珍1944年出生于上海郊区江镇大沟村的最底层贫农家庭。解放以后，王桂珍这样的贫农子弟也跨进了学堂门。小学毕业后，大沟村已经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王桂珍主动要求参加集体劳动。在她的带动下，大沟村一大批妇女走上了劳动生产第一线，年纪轻轻的王桂珍因为工作优异成了生产队的保管员。

　　1965年，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看过这份报告，毛主席生气地将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在6月26日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发出后，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在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的同时，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各地相继展开。在此背景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于1965年夏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目的就是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江镇公社从21个生产大队挑选了28个人参加培训，21岁的王桂珍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之一。

　　培训班的学习时间虽然只有4个月，课安排得特别多，要修物理、化学、生理学等多门课，对于只上过小学的王桂珍来说，有相当的难度。但王桂珍特别能吃苦，学得非常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王桂珍就拿个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

　　王桂珍之所以如此刻苦地学习，是因为她已经切身体会到了贫下中农缺医少药的痛苦。王桂珍本来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前面三个都因为破伤风死掉了。所以王桂珍告诉自己，一定要为贫下中农学好本领，为老百姓服务。

　　1966年3月，王桂珍等28名学员结业了，他们回到各自的生产大队，王桂珍从此便踏上了赤脚医生之路。王桂珍一边劳动一边看病，跟社员一起插秧，一起灌溉，一起割稻子，谁有毛病就叫她，她立刻就能过去处理。

　　当赤脚医生只学了四个月，理论是没办法跟正规医学院毕业生比的。赤脚医生靠的是丰富的临床经验，首先在自己身上练手，很多经过实践检验的土办法也被应用到行医实践中。

　　赤脚医生对于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赤脚医生可以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而一般的医院医生是做不到的。把卫生知识普及到乡下，教群众掌握，很多流行病都是可以得到极早的防治，早发现早治疗。比如夏天病菌多，王桂珍就教老百姓多洗手，家用毛巾要隔离用，不要混用。发病高峰期间，用菊花，金银花，决明子等烧水给村民喝，既有预防作用，也有清热解毒的功能。那时候主要用草药，当然原因是西药比较少，比较贵，但用草药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那时农村没有抗生素，在农村只有用土办法。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当年赤脚医生手中的两件法宝。王桂珍组织社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一百多种中草药，村里还专门建了土药房，他们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贫下中农不花钱、少花钱也能治病。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文章介绍了王桂珍等农村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毛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欣然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赤脚医生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到70年代末，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这个网络，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拥有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还有63万多农村接生员。中国农村的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我们再说回王桂珍。1975年，正在村里给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到了北京，王桂珍才了解到这是在贯彻“三三制”。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个干部制度，就是要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每年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层3个层次的岗位上轮换任职，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于是，王桂珍又有了一个新头衔：国务院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后升任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级干部。

　　1976年10月之后，王桂珍因为是从上海提拔出来的“三三制”干部，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回到江镇老家，一边务农一边接受审查。

　　当然，王桂珍被审查的原因不止于此。1975年，有人说要让赤脚医生要穿鞋，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这句话当然不是说要改善赤脚医生的待遇，毛主席的初衷就是基于当时的条件，要培养愿意扎根农村、农村养得起的医生;“穿鞋论”却是在指责赤脚医生“水平低”。

　　对此，王桂珍非常气愤，在1976年6月15日的《科学通报》杂志，发表文章予以驳斥。王桂珍在文章中写道：“照他那条‘赤脚-草鞋-布鞋-皮鞋’的邪路走下去，赤脚医生就要变成高踞于贫下中农之上的精神贵族，贫下中农掌握的卫生大权就要重新被资产阶级夺走，解放前那种‘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就会重演。我们广大赤脚医生决不上他的当……”

　　万万没想到，王桂珍在文章中的“预言”一步步最终变成了现实。赤脚医生及其制度在80年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规范的乡村医院机构，卫生人员也多是经过系统培训的医学院的毕业生。赤脚医生真穿上了鞋，随后是已经初步形成的农村合作医疗网络解体，那些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也随之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化的乡村诊所以及后面我们所熟知的医改故事……

　　回看毛主席当年发出的6·26指示，核心批判直指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改革的方向就是制度创新、医疗体系全面重构以及医疗资源的再分配。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6·26指示以及其后的赤脚医生制度对所有制问题的强调：

　　生产医疗器械及药物的工厂全部国营、人民所有，没有所谓的专利费、也没有所谓的资本利润，保证了常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廉价供应;

　　团结中西医，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就地取材，极大地降低了医药费用的开支;

　　合作医疗的建立，使农村卫生防疫、传染病防治水平大大提高，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提升，这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预期的医疗开支。

　　不以利润为目的的人民医疗卫生事业中，以时代新青年为主体的赤脚医生立志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贫下中农服务，而社员也会主动为公社、为集体利益考虑，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医患关系，有限的医疗资源在计划体制下得到了高效而公平的配置。

　　毛主席的农村卫生事业构想，就是基于中国国情，培养愿意扎根农村、农村养得起的医生。这一点非常重要，其中固然有当时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是扎根农村并由农村直接供养的。而这背后是从制度上明确了人民医疗的公有制本质——人民所有，人民管理，为人民服务!

　　而今，随着莆田系的“臭大街”，私立医院的本质早已被广大劳动人民看清楚。然而，今天的公立医院的“公”字同样被虚置，医院本身单独成了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事业变产业，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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