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物故事(七)

　　这是一只看起来极其平凡的旅行皮箱，但是它却有着一段极其不平凡的经历。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浦东码头工人陈博云同志和他的爱人胡莲英就曾用这只普通的皮箱机智地在敌人的虎口下运送武器。陈博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2年时，他就在英帝国主义开设的浦东太古码头以包工头的公开身分暗中团结工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先后创办了浦东救火会和保卫团两个公开的组织作为掩护。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决心进一步扩大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准备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在党的指示下，陈博云同志通过敌人内部的关系，以保卫团的名义购买枪支弹药，为起义作准备。他的爱人胡莲英则专门负责运送和收藏枪支的工作。

　　一天下午，陈博云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派胡莲英化装过江到西门路提运一批短枪，并约好在十六铺码头用小船去接应。不料出发不久，形势突然发生变化，军阀的警察厅突然下令封锁黄浦江，并派出大批警探把守在十六铺和东昌路渡口，检查来往行人。面对这突变的形势，陈博云同志清醒地想到:如果不及时设法，那么胡莲英不仅有生命危险，更重要的是党组织千方百计搞来的枪支武器要落在敌人手里，影响武装暴动的计划部署。陈博云同志临危不惧，以父亲做生日的名义，把伪警察署的署员、探长和当地的流氓头子请到家中吃酒打牌。在酒席中，陈博云同志故作闷闷不乐，他的弟弟陈博发同志就假意说:“我大嫂到车站去接亲戚来向老头子拜寿，不巧碰上封江，隔在浦西了。”接着，陈博云同志即利用伪探长与伪署长的矛盾，故意用言语刺激伪探长。那个平时狡猾阴险的伪探长这次也中了计，认为这点小事，如果也要警察署长出面的话，那他自己的面子又到哪里去了。于是就把他自己的黄袖章交给跟他一起来的一个探员，叫他和陈博发同志一起去接胡莲英回来。警署的袖章--过江的通行证弄到手，陈博发同志就带着那个笨头笨脑的敌探及时登上小船划往十六铺。这时，胡莲英已经把装有六支手枪和子弹的皮箱运十六铺渡口，但见渡口周围都是伪警察和暗探，胡莲英想要脱身，已经迟了。“把箱子打开来看一看!”突然一个持枪的伪警察威胁着要检查箱子。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陈博发正好及时赶到，他不慌不忙地出示了“黄袖章”。于是那个伪警察只好眼瞪瞪地看着胡莲英带着皮箱登上小船过江而去。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战斗打响后，陈博云同志担任了浦东区工人纠察队的大队长。他勇敢地率领着纠察队员围攻浦东三区警局。他的三个弟弟博发、博喜、博元都在这次激战中牺牲了，他自己也负了伤。当时在上海工人中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民歌:

　　天不怕，地不怕，

　　哪管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

　　拼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

　　杀人不过头落地，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

　　老虎凳，绞刑架，我伲咬紧钢牙。

　　冲破牢笼见太阳，革命的种子发了芽。

　　折下骨，当武器，不胜利，不放下!

　　这首民歌，充分表达了当时上海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使得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4月12日清晨，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反动军队突然袭击和残杀工人纠察队，并在13日对徒手请愿的工人群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四·一二”后，国民党反动派日夜搜捕陈博云同志，使他不得不离开浦东，避居当时的法租界。4月24日夜里，陈博云同志不幸被捕。虽经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第二天夜里，在龙华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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