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是射向无产阶级政权心脏的最毒一颗子弹

　　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其根本目标并不仅仅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而是要最终指向一个消灭了一切阶级、一切阶级差别和产生这些差别的一切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些生产关系上的一切社会关系和适应于这些社会关系的一切观念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首要的历史使命便是防止自身由社会的公仆蜕变为社会的主人，警惕一种名为“特权”的政治病毒的滋生与蔓延。

　　对特权思想与特权现象的分析，绝不能停留在个人道德品质或工作作风的浅表层面。它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特权是旧时代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幽灵，是新社会中依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畸形产物，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以一种新形式继续存在的集中体现。

　　如果不从理论的高度深刻认识其根源、机制与危害，不从实践上找到一条依靠群众、坚持革命的防范路径，那么特权现象的恶性发展，最终必然导致干部队伍的质变、群众路线的败坏、党与人民的割裂，乃至从内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打开缺口，使无数革命先烈的奋斗与牺牲付诸东流。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历史与现实反复昭示的深刻教训。

　　一、理论溯源：旧制度的幽灵与新社会的“胎记”

　　特权思想并非无根之水，它的产生，一方面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意识形态的惯性延续，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经济、政治结构不成熟性的必然反映。

　　1.1马克思与列宁的警示：巴黎公社原则与国家“消亡”的起点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经验进行总结时，以巨大的热情赞扬了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性措施。这些措施的核心，正是为了防止国家及其公职人员从“人民的勤务员”转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老爷”。其中最关键的两条是：第一，用普选制、监督制和随时罢免制，把公职人员的任免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第二，取消议员的一切津贴和高薪，所有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公社的这些举措，“能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则将这些原则上升到了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核心高度。他强调，无产阶级需要的国家，是一种立即开始消亡、并且不得不消亡的“半国家”。而实现这种“消亡”的起点，恰恰就在于采取巴黎公社式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铲除滋生官僚主义和特权的土壤。当干部薪金与工人持平，当“官位”不再附带任何物质特权和特殊享受，当人民可以随时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公职人员时，“升官发财”的欲望链条就被从根本上斩断了，为人民服务才可能从一句口号，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因此，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坚持程度，是检验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革命成色的试金石。

　　1.2毛泽东的发展：作为特权温床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敏锐地指出，即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上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着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这个“土壤”是什么?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而为后人长期忽视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多次论述，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不得不实行的许多制度，例如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交换、货币关系等，都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这些制度在承认劳动者平等的权利时，默认了人与人之间因天赋、体力、家庭负担等差异而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不对此进行限制，反而任其强化和扩大，那么凭借权力和地位获取更多商品、货币，并将其转化为特殊享受和变相资本的特权现象，就有了“合法”的外衣和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一部分党内的干部，就可能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去巩固和扩大这种法权，使自己成为既得利益者，从而在思想上、生活上、政治上脱离群众，演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二、蜕变的机制：特权如何从内部腐蚀无产阶级政权

　　特权现象对社会主义的侵蚀，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思想蜕化到政治癌变的系统性过程。它像一种强酸，从根基处腐蚀着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大厦。

　　2.1政治基础的瓦解：从“代表”人民到“统治”人民

　　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对社会的领导，其政权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并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工具。这种代表关系，是通过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贯彻群众路线来实现的。但是，特权的出现，首先破坏的就是这种代表关系。

　　当一部分干部开始拥有普通群众无法企及的特殊供给、豪华住宅、子女优先入学就业等特权时，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乃至思维情感，都不可避免地与广大的工农群众产生了鸿沟。他们不再理解群众的疾苦，不再关心群众的诉求，甚至会因为群众的要求触及了自身的特权而产生反感和对立。此时，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鱼水关系，蜕变为一种高高在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被悬置，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对党的信任感，会因这些活生生的“官老爷”的存在而急剧流失，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基础——工农联盟，也因此面临着被从内部瓦解的现实危险。

　　2.2经济命脉的侵蚀：从计划经济的“守护者”到“盗窃者”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根据社会整体和长远的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执行和维护这一计划的，正是代表人民掌握着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各级干部。

　　然而，特权阶层一旦形成，他们便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危险的破坏者。他们会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资源调配权、人事任免权，将国民经济的“大计划”，服从于满足其小集团或个人利益的“小算盘”。他们可能以“改革”之名，行“化公为私”之实，将优质的国有资产廉价输送给自己的亲属或代理人;他们可能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上马那些能够迅速为其带来灰色收入和政治资本的“形象工程”，而置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长远规划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干部已然从公有制经济的“守护者”，异化为了事实上的“盗窃者”。他们通过权力寻租，将本应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剩余产品，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供自身挥霍的私人财富，从而在经济上掏空了社会主义的根基。

　　三、特权的实质：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的阶级斗争

　　如果把特权仅仅视为作风问题，就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要点之一，就是深刻揭示了特权现象背后的阶级斗争实质。

　　3.1 “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

　　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公开的阶级被打倒后，这种斗争并没有熄灭，而是以一种更加复杂、更加隐蔽的形式继续存在。其最危险的形态，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即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人是谁?他们就是那些热衷于巩固、扩大和享受资产阶级法权，并利用权力维护这种特权地位的干部。他们虽然不以传统资本家的面目出现，但他们是“政治上的资本家”，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政治代理人。他们的阶级利益，已经同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对抗。他们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等级制、官僚制，反对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打压革命的新生事物，因为这一切都威胁着他们安稳的特权地位。因此，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斗争，其性质并非党内的“路线分歧”或“思想争论”，而是一场严肃的、关系到政权归属的阶级斗争。

　　3.2资本主义复辟最危险的内部策源地

　　这个在党内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最危险、最主动、也最有能量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力量。原因在于，在社会主义的宪法和意识形态框架下，他们的特权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缺乏根本的合法性，并且时刻面临着在政治运动中被清算的风险。

　　为了将他们通过特权攫取的非法利益“洗白”、固化并传给子孙后代，他们必然会从根本上拥抱一种能为他们的地位提供法理依据的制度——那就是私有制。他们会成为“全盘私有化”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通过权力控制的生产资料，名正言顺地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就是未来大资本家的“预备队”。他们是连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复辟的“桥梁”，是和平演变最主要的内部基础。

　　四、特权的意识形态武库：为其辩护的修正主义理论

　　任何一种反动的政治实践，都需要相应的错误理论为其鸣锣开道。特权现象之所以能够滋生蔓延，也离不开一系列修正主义理论的辩护与支撑。

　　4.1 “唯生产力论”的辩护

　　“唯生产力论”的一个典型变种，就是为特权辩护的“效率论”和“物质刺激论”。这种论调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依靠“精英”和“专家”，而要调动这些“精英”的积极性，就必须给予他们远超普通群众的物质待遇和权力地位。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它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了人民群众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冲天干劲，实质上是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那套“金钱挂帅”的办法才能发展经济。这是对“抓革命，促生产”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公然背叛，它为拉大干部与群众的收入差距、固化等级分配制度，提供了最便捷的理论借口。

　　4.2 “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掩护

　　“阶级斗争熄灭论”则是特权阶层最舒适的“保护伞”。这种理论宣称，在所有制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在这种思想的麻痹下，人们对于党内出现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丧失了警惕，对于特权现象的阶级实质视而不见，而仅仅把它当作孤立的腐败案件来处理。当“稳定”压倒一切，当任何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和批判都被视为“破坏安定团结”的“极左”行为时，官僚特权阶层便获得了最安逸的生长环境，可以不受干扰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位。这种理论，是特权阶层对抗群众监督、压制党内民主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五、革命的辩证法：以继续革命根除特权的土壤

　　与特权这一顽疾的斗争，是一项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运用革命的辩证法，依靠群众，从制度、思想和实践等多个层面，发动一场“继续的革命”。

　　5.1根本路径：坚持群众路线与发扬大民主

　　防范特权的最根本保证，是毛泽东同志所反复强调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权力运行，置于亿万人民群众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之下。这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听取汇报、开座谈会的层面，而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真正拥有对干部进行批评、建议、监督、罢免的权利。要鼓励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发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革命精神，让一切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都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无所遁形。只有当权力真正畏惧人民的时候，它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这种自下而上、贯穿始终的群众监督，是防止政权变质最可靠的万里长城。

　　5.2制度保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推动“三个消灭”

　　除了民主监督，还必须在制度层面，有意识地、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这包括：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防止他们脱离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逐步缩小工资差距;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公平化，而不是市场化、特权化。所有这些措施，都指向一个长远的目标，即马克思所说的，逐步创造条件，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一步，特权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就被铲除一分。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长期过程，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

　　5.3思想武器：以“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

　　归根结底，与特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必须把“斗私，批修”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要与头脑中残存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私有制观念作不懈的斗争，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要让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成为最高的政治荣誉，让追求享乐、脱离群众成为最可耻的行为。这场在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是构筑反特权思想防线的内在基础，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制度建设。

　　结论

　　综上所述，特权思想与特权现象，绝非社会主义的附带瑕疵，而是其内部最致命的癌症。它源于旧制度的意识形态遗毒和新社会依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其发展机制在于系统性地瓦解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与经济根基。其实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场围绕着“巩固政权还是颠覆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尖锐阶级斗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其面临的考验远未结束，甚至更为严峻。能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否成功地遏制并最终消灭特权，是决定其最终命运的关键所在。放弃了与特权的斗争，就是放弃了继续革命，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背叛。

　　因此，每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高举巴黎公社的原则旗帜，牢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永远站在反特权斗争的最前线，为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纯洁性、为实现一个真正平等的人类社会而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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