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要改掉嫌贫爱富、欺软怕硬的臭毛病
近日，重量级官媒发表《谨防脱口秀滑向性别对立的泥潭》一文，指“部分脱口秀的内容正逐渐偏离幽默的本质，将性别议题简化为反复拿‘男女对立’做文章;本应是情绪解压阀的脱口秀……却成了挑起甚至激化性别对立的催化剂”，最后发出期待：“进击的脱口秀也能更加理性、深刻，少一些对立撕裂，多一些理解共鸣。”
这或许是一个信号，某些脱口秀要凉的信号。因为这家媒体并非普通媒体，也不会无的放矢。例如“防疫”转向的前夕，这家媒体起的作用：
脱口秀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在艺术形式上跟中国传统的相声，特别是单口相声相似。
脱口秀自称“冒犯的艺术”，似乎可以打着“艺术”的幌子肆意“冒犯”;发端于旧社会的相声同样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内容同样以讽刺批评为主。
旧社会的相声演员大多出自最底层阶级，然而纵然有万般委屈，旧社会纵有万般不公之事，相声演员也不敢太过“冒犯”富人和权贵，否则就会危及性命。一个大头兵都能弄死你，地痞恶霸同样不能得罪，更何况牵涉到权贵。
有一位相声演员叫张宝茹。有一次，几个混混找他要保护费，他说：我交过了啊，每月我都按时交的!但是混混有意讹钱，可能也是缺钱了，管你交没交过，就说：那以后就按礼拜交。张宝茹心想，那哪交得起啊，就壮着胆辩解说：哪有按礼拜交的理?混混就说：哦，那就每天交，见面交!之后，有一次张宝茹在大街上，恰巧遇到了这几个混混，正好旁边停着一辆掏大粪的粪车，这几个混混就逼着他喝一大铁勺大粪。张宝茹不敢抗争，只得乖乖喝了才罢休。
天津相声名演员戴少甫表演《打白朗》，天津大恶霸袁文会就坐在下面听。袁文会认为戴少甫讽刺的是他，下场后就让手下对戴少甫一顿胖揍。这顿打挨得可不轻，回去卧床多日，最后一命呜呼了，留下妻儿老小一家子无人照管，好不可怜!
为了吸引听众，相声演员讽刺的对象只能选择比自己更底层的人。所以，旧社会的相声中充斥着大量的荤口、伦理哏、打哏，充斥着嫌贫爱富、嘲笑残疾人、穷苦人的段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声演员也翻身当了主人，被邀请到工厂、剧院给劳动人民演出。然而，他们讲的依然是以前的段子，经常因为内容低俗、侮辱劳动人民，被观众轰下台。
比如，相声演员侯一尘和赵春田在华声电台播演《卖五器》，拿段子讽刺铁片大鼓艺人王佩臣是“打鼓贩们的奶奶”。旧社会相声演员通过讽刺比自己社会地位更低的人给富人、权贵取乐，打鼓贩们敢怒不敢言;到了新社会，打鼓贩们有了主人翁意识，他们围住电台，要求侯一尘和赵春田道歉。为了平息劳动人民的怒火，此后两人不得不每天在演播前，都要先进行道歉，一连持续很多天。
1951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读者赵盘新的来信：《建议改进无理取闹的相声》，这封信指责东安市场升平游艺社的艺人张宏宾和张启明合演的《搞交情》《拉洋片》等作品：
“内容十分无聊，不能令人满意。……从开场到结束都是两人对骂……有些话简直是在侮辱观众。这种无理取闹的相声，不能给观众任何教育，建议曲艺界加以改进。”
在批评面前，两位演员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
为了帮助艺人们思想改造和业务提升，华北文委会与北京市文委会在1949年8月8日-11月21日和1949年12月1日-1950年3月31日，举办了两期针对戏曲和曲艺艺人的讲习班。两次艺人讲习班主要在民主、开明剧院举行，以大会报告结合小组讨论的方式开展学习，包括思想政治学习和怎样提高艺术。也就是在这个讲习班上，艺人们第一次知道了他们是“文艺工作者”，知道了“文艺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艺人们不再是卖艺糊口的下九流，而是从事文艺工作的文化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改革的相声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新作品也层出不穷。老艺人只会表演，极少数才有创作能力;大多数相声演员，大字不识几个，能口口相传就已经不易，谈何创作?但随着相声的普及，很多作家加入了创作队伍，比如老舍、何迟、夏雨田等，让相声的新作品呈现井喷之势，其思想性、艺术性也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新作品不仅有歌颂新社会、新气象，讽刺旧社会的内容，更有很多敢于针砭时弊，讽刺官僚主义的内容，延安作风在相声界得到部分继承和发扬。这样的风气一直保持到80年代，当然，此时的讽刺对象已经变成针对前三十年。再后来，相声越来越主旋律了……
参考相声在解放前后的这种变化，我们就能搞懂脱口秀为何在民间会搞到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地步了。
发端于资本主义西方的脱口秀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不乏里根式的苏-联-笑-话，但是，也不乏“囧司徒”这样的敢于嘲讽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的偏进步的演员。
然而，内娱资本从西方舶来脱口秀后，几乎没有舶来丝毫进步的东西，却舶来了一堆庸俗、下流，甚至是嘲讽社义的段子;同样大多是平民阶层出身的脱口秀演员，与旧社会的相声演员别无二致，从来不敢“冒犯”权-势-阶层，却只敢“冒犯”社会最底层。
这样的境况刚好遇上了资本物化女性的时代，于是脱口秀演员们在底层内部制造出了鄙视链，而底层男性劳动者就成了鄙视链的最末端，成了出圈的女脱口秀们嘲讽的主要对象。
典型如某杨姓演员的那句“普信男”：
又如笔者之前在B站刷到的题为《消费男人的快乐，你想象不到》的脱口秀表演，其中有一段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段子：
这位脱口秀演员讲道：“那天我看到一个人，他封面首图是本书，当我看那个书名的一瞬间，我就知道这男的真的一无所有，那本书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哈哈哈……”
起初，笔者没看明白这个段子哪里好笑了，反复看了几遍才明白，继而愤怒了：《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就等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穷，就是一无所有呗。
这个脱口秀女演员说她看到那个男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觉得他一无所有，却努力上进，假装知识分子，相当心酸的样子……
这样的段子就不仅仅是侮辱底层男性、挑唆男女对立了，直接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传声筒!
其实站在资本的角度，刻意制造男女对立对它们并不会有太多好处，唯一的作用似乎就是挑起群众内斗、转嫁矛盾。事实上，这类脱口秀一开始的目的，与那些讲“爱在哪里、钱在哪里”，“男人要为女人花钱”之类的心灵鸡汤是一致的——充当消费主义、资本物化女性的打手，只是通过嘲讽那些没有经济实力的底层男性、以更极端的方式来PUA广大男性，逼迫男性要为女性花钱，以此来促进消费，帮助资本增殖。
只是没想到这类脱口秀玩嗨了、玩大了：受他们影响的女性以“待价而沽”作为自己觉醒的标志，而经济困境下，越来越多苦苦挣扎的底层男性实在无力继续买单，久而久之也就识破这类脱口秀的话术，变得“人间清醒”，索性不谈女朋友、不结婚。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是希望“刺激消费”的资本愿意看到的。于是，这样的脱口秀能不凉吗?
脱口秀演员们想要获得新生，就要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相声界学习，改掉嫌贫爱富、欺软怕硬的臭毛病，那么多的丑恶现象不值得你们讽刺吗?
哪怕是为女性发声，写字楼里遭遇老板或管理层性骚扰的女性不值得你们发声吗?流水线上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女性不值得你们发声吗?还有那些有钱就可以三妻四妾、不尊重女性的大老板，不值得你们“冒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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