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农村改革：从“小岗村”到“人民公社”的效率之争

在当代中国，关于农村改革的叙事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便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按红手印，秘密分田单干”的故事。

在这一叙事中，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被描绘为一个压抑农民积极性、导致普遍贫穷和生产力低下的制度。而1978年底，那几张薄薄的“包产到户”契约，则如同划破黑暗的闪电，奇迹般地在一夜之间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并从而开启了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走向繁荣的新时期。

这是一个何等简洁、何等动人的故事。它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农村历史的认识。

然而，今天，我们必须以一种最彻底、最不妥协的客观精神，将这个关于“小岗村”的叙事及其背后那一整套关于“集体不如单干”的理论，重新地押上历史的审视台！

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深刻地论证：所谓的“人民公社僵化低效，包产到户先进高效”的论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建立在对“效率”这一概念进行狭隘理解和对历史事实进行系统性简化基础之上的片面论述！

我们将旗帜鲜明地指出，当我们从一种更宏大的、更长远的、更综合的、也更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效率观出发时，我们就会得出一个与流行观点截然相反的、但却是唯一科学的结论，那就是：人民公社，作为一个旨在“改天换地”、并最终“缩小三大差别”的伟大社会实践，其所蕴含和达到的综合性的、长远性的“大效率”，是那个将亿万农民重新打回到“一盘散沙”状态的落后的、脆弱的“包产到户”小农经济的“小效率”，所永远无法比拟，也根本没有资格去比拟的！

一、两种“效率观”的价值取向：是短期的“产出效率”，还是长期的“发展效率”？

要科学地回答“集体”与“单干”究竟“谁更有效率”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效率”这个看似是中立的、纯技术性的概念本身，进行一次最深刻的解剖。因为，在任何社会发展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抽象的、超价值的“效率”。

(一)“效率”——一个被狭隘理解的核心概念

在一些经济学理论中，“效率”只有一个极其狭隘的、也是极其冷酷的定义。

这个定义就是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即，如何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包括劳动力的成本、环境保护的成本、以及对劳动者进行安全保障的成本），来换取最大的以货币形式来表现的产出，并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在这种“效率观”的统治下，一切能够帮助获取更多利润的行为，例如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劳动者的工资、解雇那些“多余”的劳动者、以及将生产所造成的污染都无情地排泄到公共的河流与空气之中——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是“高效”的、“理性”的。

(二)“包产到户”的“效率”：一种短视的、掠夺性的效率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这把尺子，来衡量一下，“包产到户”，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效率”。

是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认，将一块集体的、已经被平整好的、并被完善的水利设施所灌溉着的土地，分割给一个独立的农户去进行耕种，这在短期内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这块土地的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因为，这个被重新地原子化了的、必须独自去面对市场竞争和生存风险的农户，他必然会以一种近乎于“拼命”的方式，去投入他自己乃至其整个家庭的超负荷劳动。

但是，这是一种何等短视的、掠夺性的“伪效率”！

说它“短视”，是因为这种效率完全是以透支农民自身的长远健康和发展为代价的。

说它“掠夺性”，是因为这种效率是建立在对那个由人民公社在过去几十年里所辛苦积累下来的巨大的集体物质遗产（特别是水利设施）的无偿占有和消耗之上的。

而这种将亿万农民重新地束缚和禁锢在“一亩三分地”之上的脆弱的小农经济，其最终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大规模的破产和贫富分化，并从而为城市里的新兴工业提供一支数量近乎于无限的廉价的、可以被任意利用的劳动力后备大军！

(三)人民公社的“效率”：一种长远的、综合的、旨在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效率

与此截然相反，我们在评价人民公社时，所必须运用的是一种全新的、更高级的、以人民为本的“大效率观”。

这种“大效率观”其所衡量的，绝不仅仅是一亩土地上在某一个具体的年份里所能生产出来的粮食数量。它所要衡量的是一种长远的、综合的、旨在彻底地改造我们整个农村的社会面貌、并最终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这“三大差别”而创造条件的真正的“总效率”！

在这种“大效率观”的视野下，人民公社的“效率”，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是任何“小农经济”都永远无法企及的宏伟维度之上：

第一，是改造自然的、根本性的效率。即它能够将亿万分散的农民组织成为一支改天换地的产业大军，去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山河。

第二，是提供社会保障的、集体性的效率。即它能够通过“五保户”制度和“合作医疗”，为全体社员提供一种最基本的、抵御天灾、疾病和养老风险的社会安全网。

第三，是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历史性的效率。即它能够通过大办“社队企业”，来将现代工业第一次引入到广大的农村，从而开启了那条旨在最终缩小城乡差别的伟大历史进程。

第四，是普及文化教育的、文明性的效率。即它能够通过开办农村小学、夜校和扫盲班，来系统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

这，才是一种真正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更高级、也更人道的真正的“大效率”！

二、人民公社的伟大实践：一个旨在“改天换地”的崭新社会组织

那些污蔑人民公社“僵化低效”的人，其最根本的一个思想方法就是他们只愿意用一种狭隘的、纯粹“经济”的、甚至是“会计学”的眼光去审视人民公社；而故意地去回避和抹杀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崭新的、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其所拥有的那种能够“改天换地”般的巨大的、综合性的优越性。

(一)“组织起来”的力量：从兴修水利到改造山河

人民公社其所带来的第一个、也是最无可辩驳的巨大优越性，就是“组织起来”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懂得，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和“靠天吃饭”的宿命，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那分散的、原子化的、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一个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在强大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例如水灾、旱灾）面前，是何等的渺小、脆弱和不堪一击！

而人民公社则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切。它通过将成千上万的分散的农户都组织到一个统一的、更高层次的集体之中，就使得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去进行那些过去只有像“大禹治水”一样的传说中的“圣王”才可能去完成的大规模的、跨区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在人民公社存在的二十多年里，我们英雄的中国人民，依靠着自己的、集体的、勤劳的双手，总共修建了八万四千多座大大小小的水库，以及无数的遍布全国的灌溉渠系。这些在今天依然在护佑着我们的伟大工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南涝北旱”的自然地理格局；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彻底地解决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奠定了最坚实、最可靠、也最无可替代的物质基础！

(二)“五保户”与“合作医疗”：一张覆盖亿万农民的社会安全网

人民公社的第二个巨大优越性，是它第一次在中国农村建立起了一张广覆盖的、最基本的社会安全网。

在旧中国，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那种因为年老、疾病、残疾、或天灾人祸，而彻底地丧失了任何生存希望的绝对的绝望。

而人民公社则通过其“公益金”和“公共积累”的制度，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千古难题。

一方面，它通过“五保户”制度，对那些无儿无女、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进行集体的供养，确保了他们最基本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另一方面，它更是通过那被世界卫生组织都誉为“人类奇迹”的“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队伍，来为亿万农民提供了一种成本极低、但却极其有效的基本医疗保障。

这种建立在集体主义精神之上的伟大社会保障制度，其所体现出的那种深刻的、人道主义，是任何一个以“个人自负盈亏”为核心的、冷酷的制度，都永远无法企及的！

(三)“社队企业”的萌芽：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真正起点

人民公社的第三个、也是更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优越性，是它第一次为我们开创了一条旨在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的伟大的农村就地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预见到，如果仅仅是在城市里发展工业，而任由广大的农村长期地停留在落后的、纯农业的状态，那么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就必然会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

因此，他号召并领导各大人民公社，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要“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数以百万计的虽然在当时还很简陋、但却充满了无限生机和活力的“社队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广袤的农村大地上破土而出。

这些由人民公社所创办的小工厂、小作坊、小水电站，不仅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初的机械、化肥和电力；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第一代的既懂农业、又懂工业的“新型农民”。

而那些被赞誉的八十年代的、所谓的“乡镇企业的奇迹”，其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种子和根系，恰恰就是这些早已在毛泽东同志时代就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农村土壤之中的伟大“社队企业”！

(四)驳“吃大锅饭养懒汉”的论调

最后，我们必须正面地回击那个被某些人编造出来的、最恶毒也流传最广的谎言——即所谓“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养懒汉”。

这个论调，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它建立在一种最庸俗也最反人民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它认为劳动人民是一种只有在饥饿和个人欲望的“鞭子”的驱使下，才会去进行劳动的“懒汉”。

这是对我们伟大的、勤劳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最无耻的污蔑！

我们从不否认，在人民公社的初期，由于经验不足，确实存在过一些“平均主义”的倾向。但是，将这种暂时的、局部的、可以并且也正在被不断纠正的“工作中的缺点”，恶意地夸大和上升为整个公社制度的必然的、普遍的“本质”，这是一种何等阴险的栽赃！

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所激励着亿万社员去战天斗地、兴修水利的，绝不是那几个单薄的“工分”；而恰恰是那种翻身做了主人的冲天热情；是那种“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崇高集体主义荣誉感；是那种“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伟大的、创造未来的豪情壮志！

三、“包产到户”的历史转折：从“集体化”的主人，转变为“原子化”的农民

在系统地论证了人民公社的伟大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效率”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那个被某些人所吹捧上了天的“包产到户”，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这究竟是一场怎样深刻的、全面的、历史转折。

(一)“一夜回到解放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与必然分化

“包产到户”，在本质上就是解散那个早已将亿万农民组织起来的强大集体；并重新地将他们打回到那个在解放前早已被证明是完全破产了的分散的、孤立的、脆弱的、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状态。

一个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他所能拥有的只是几亩薄田和极其有限的、简陋的生产工具。在强大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他是脆弱的；在奸商们所操纵的、波诡云谲的农产品市场面前，他是脆弱的；在疾病、养老等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家庭风险面前，他更是，不堪一击的。

因此，“分田单干”，其所必然导致的、唯一的、也是最终的逻辑结局，就是大规模的、迅速的贫富分化。少数有资本、有门路、有“头脑”的人，会迅速地通过兼并那些破了产的普通农民的土地，而重新地崛起为新的经营者。而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则最终要么是沦为前者的“雇工”；要么是被迫地放弃土地，涌入城市，去成为最廉价的“农民工”。

这哪里是什么“共同富裕”？这分明是在农村重新地去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崭新的、也是更残酷的社会分化！

(二)八十年代农业“奇迹”的真相：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那么，又该如何去解释在八十年代初期，实行了“包产到户”之后，中国农业确实出现过一次短暂的“产量飞跃”呢？

这恰恰是一些论述中最高明也最无耻的一招。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历史的“时间差”，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贪天之功”。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八十年代农业“丰收”的最根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物质原因，恰恰在于那个被他们所亲手摧毁了的人民公社，在之前几十年里，为我们所辛苦地准备好了的几大“物质遗产”，正好在那个时间点上，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集中的、全面的“效益回报期”！

是人民公社所修建的八万多座水库，开始大规模地发挥效益，从而使得中国的农业第一次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宿命！

是在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体制下，由袁隆平等人所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等优良品种，正好在那个时候开始大面积地推广和普及！

所有这一切，才是那场“丰收”的真正的、物质的“功臣”！而那个所谓的“包产到户”政策，不过是一个运气极好的“摘桃派”，它什么也没有创造，而仅仅是坐享其成地将那些由前人辛苦栽种了三十年的“大树”所结出的丰硕果实，都无耻地窃取为了自己那条倒退的路线的“功劳”。

(三)“三农问题”的再次出现：新时代的“土地兼并”与“离农潮”

而当这些由公社时代所积累下来的“老本”被逐渐地吃光了之后，“分田单干”所带来的长远的、恶果便开始日益地显现了出来。

那个曾经在旧中国困扰了我们几千年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又以一种崭新的、更复杂的形式，重新地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令人头痛的“癌症”。

农村日益地凋敝和“空心化”；农业日益地被边缘化，其安全甚至需要依赖于大量的进口；而农民则更是成为了一个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的、既无法在城市里获得平等的市民权利，又无法在农村获得可靠的生活保障的最尴尬、也最无助的群体。

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更隐蔽的“土地兼并”，正在以“资本下乡”的名义，大规模地进行着。大量的属于农民的承包地，被以极低的价格，流转到了各种大的、私人的农业公司和工商资本的手中。

(四)谁是真正的“懒汉”？——食利者阶级的复活

最后，我们要将那个关于“懒汉”的论调，原封不动地奉还给那些编造者们。

人民公社的制度，其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广阔的土地上，彻底地消灭了那个最巨大、最无耻、也最名副其实的“懒汉”群体——即不劳而获的群体。

而“包产到户”，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革，其最主要的历史后果，恰恰是让这个早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的群体，以一种崭新的、更“现代”的形式，重新地“复活”了。

那些依靠资本去兼并土地，去雇佣农业工人，并最终躺在家里就可以坐享其成的新型农业资本家；那些在金融市场上，去疯狂地炒作农产品期货的投机商——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也是最无耻的、不劳而获的“新懒汉”！

四、发展道路的实质：是解放农民，还是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蓄水池”？

要从最根本的、战略性的高度，去理解“集体化”与“分田单干”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就必须将其放置到整个国家关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总的路线选择的棋盘之上，去进行考察。

(一)毛泽东同志的战略目标：就地工业化，缩小三大差别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要如此地坚定不移地去推动和捍卫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其所着眼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

他所要下的一盘大棋，是一个旨在从根本上缩小我们国家那几千年来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那三大根本差别的、无比宏伟的战略布局！

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绝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生产的组织。它更是一个能够承载着工业、商业、教育、文化、军事等各种社会职能的一个综合性的、崭新的社会单元。

通过在公社内部大办“社队企业”，他要让农民能够就地地转化为工人，而无需背井离乡。

通过在公社内部大办学校和医院，他要让农村的孩子和病人，能够享受到与城市相差无几的公共服务。

通过要求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必须“下放劳动”，他要让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能够重新地结合起来。

这，是一条虽然极其艰难，但却无比光明的、旨在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工农互助的崭新中国的伟大道路！

(二)某些做法的真实意图：将亿万农民变为劳动力后备军

那么，与此截然相反，一些人之所以要如此地急不可耐地去解散人民公社，去推行“包产到户”，其背后所隐藏的真实战略意图，又是什么呢？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让农民能够“吃饱饭”吗？

不！其更深层次的、也是更根本的、虽然是秘而不宣的真实意图，恰恰是为了他们那即将要全面展开的、系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去提前地准备好一个最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一支数量近乎于无限的、廉价的、并且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的、可以被利用的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大军！

而要获得这样一支大军，其最有效也最迅速的方式，就是首先在农村，通过“分田单干”，来摧毁农民那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的“靠山”，并重新地制造出数以亿计的、无法再依靠土地来维持生存的“剩余劳动力”。

(三)一场精心策划的“土地制度变革”：为“世界工厂”提供燃料

因此，我们可以，也必须从一个更宏大的、世界历史的比较视野，来为这场“包产到户”的运动，下一个最科学的、也是最无情的定性。

这，就是一场中国特色的、规模空前的、由国家所自上而下地主导和推行的“土地制度变革”！

正如当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通过“圈地运动”，用“羊吃人”的方式，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土地上驱赶了出去，并为他们那新兴的纺织工厂提供了第一批也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一样。

一些人也同样是通过“分田单干”这场更隐蔽也更具欺骗性的“软刀子”，将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从人民公社这个集体的“家园”中驱赶了出去，并最终为他们那即将要向全世界开放的、庞大的“世界工厂”，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是世界上最廉价、最优质的“人口红利”（即劳动力后备军）！

五、结论：只有“组织起来”，才是农民的唯一出路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系统分析和驳斥，我们现在就可以为那个关于“集体”与“单干”的效率之争，下一个最清晰也最坚定的结论了。

(一)小农经济没有未来，也不代表“效率”

在一个早已被强大的、垄断性的、全球化的经济力量所统治的现代世界里，那种田园牧歌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早已被历史所证明是完全破产了的、没有任何前途的、最落后也最脆弱的生产方式。

将这种早已应该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重新地“复活”过来，并将其美化为一种比社会主义的、集体的、现代化的农业更具有“效率”的模式，这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的论调！

(二)对“乡愁”的客观审视：不要浪漫化落后的生产关系

我们必须对那种在今天甚嚣尘上的、充满了感伤情调的、对所谓“传统乡土中国”的“乡愁”，保持高度的警惕。

因为，这种“乡愁”，其所浪漫化和美化的，绝不仅仅是，什么“田园风光”和“淳朴民风”。它，在本质上，所要怀念和复活的，是那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法的、等级的、充满了愚昧和压迫的、旧的生产关系。

(三)重新“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因此，对于我们广大的、在今天依然在承受着经济和市场双重压迫的中国农民，乃至所有的小生产者来说，其唯一的光明出路，绝不是退回到那个早已破产的、孤立无援的“单干”模式之中去。

其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也必须是重新地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早已为我们指明了的光辉道路，再一次地，“组织起来”！

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探索和建立各种形式的、崭新的、更民主也更科学的集体的合作经济。只有将我们这些分散的“沙粒”，重新地凝聚成一块坚硬的“磐石”，我们才可能去有效地抵御那无孔不入的经济侵蚀，并最终将我们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四)工农联盟——发展胜利的永恒基础

最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在农村关于“集体”与“单干”的路线斗争，绝不仅仅是一个农民自己的问题。

它直接地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发展事业的最根本的、也是最核心的战略问题，那就是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

一个被“分田单干”所重新地原子化了的、并日益走向两极分化的农村，是绝不可能成为我们城市工业，在未来发展中的可靠的同盟军的。

因此，我们城市的劳动者，必须以最大的热情和决心，去关心、支持、并最终与农村的劳动者兄弟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地为重建一个强大的、繁荣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化新农村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文做一个最清晰也最坚定的总结了。

“人民公社真的不如包产到户有效率吗？”——对于这个，我们回答是响亮而明确的。

如果，我们所说的“效率”，是那种短期的、以“榨取最大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小效率”——那么，是的，一个能够将农民逼迫到不得不去进行“自我剥削”的“单干”模式，或许在短期内是更“高效”的。

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效率”，是那种长远的、以“解放和发展最广大人民”为根本目的的“大效率”——那么，一个能够组织人民去改造自然、抵御风险、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并最终为缩小三大差别而奠定坚实基础的伟大的人民公社，其所拥有的那种综合性的、历史性的“总效率”，则是那个倒退的、脆弱的“小农经济”，所永远无法望其项背的！

“包产到户”这条道路，其所通往的，绝不是农民的“共同富裕”；而是一个绝大多数农民都必然会面临生存挑战，并最终沦为新的经济形态下的“雇佣者”的“陷阱”。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不容忘记的。对于我们数以亿计的中国劳动人民来说，只有，也唯有，重新地回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所指引的那条“组织起来”的光明的、集体化道路上来，我们才可能最终地摆脱经济的束缚，并真正地成为我们自己和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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