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是怎样站起来的——以“五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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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认为，工人阶级从“自在的状态”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变，完成于“五反”运动。新中国成立初，工人阶级政治上“当家不会做主”、经济上“当家不敢做主”、情感上“当家不忍做主”。“五反”运动开始后，针对工人怕“失业”、怕“资本家报复”、怕“失面子、伤和气”等错误思想。在“诉苦”、讨论“谁养活谁”等形式的“思想发动”下，工人阶级由羡慕不法资本家的腐化的生活到认识了资本家的剥削本质，由阶级意识模糊到明确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光荣远大的前程，由碍于情面，到大胆检举和面对面说理说法的斗争。工人阶级成为理论自为、意识自为、斗争自为的“新工人阶级”。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有着三重关系：阶级关系、人情关系、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当运动来临，这几重关系就如同绳索般相互缠绕着工人们，使他们无力举步，没有勇敢和力量站稳工人阶级立场。面对工作组的询问，有的工人不是躲开，就是随便谈谈天，或者说了一点人所共知的或资本家已坦白的事情，应付一下。有的工人开会时坐在一边，一言不发，顶多有气无力地跟着别人喊着的口号。用陈毅的话说，资本家还试图通过给工人升职加薪、给店面利诱、或攀亲戚扯关系，再或者威胁开除等手段，“企图把劳资矛盾转为工人与政府的矛盾”。[1]有的看见奸商们流泪叹气，就害怕奸商们受了“委屈”，并向奸商道歉。还有工人怕得罪了资本家，又把工会的活动告诉了自己的老板，讨好老板，帮助老板做假账、补漏洞。打不了一两个回合，取得一点微小成绩，就认为“差不多”了。工人们“十分缺乏战斗意志”，其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由于没有充分发动了店员工人。”[2]随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各地以“说理会”、“诉苦”、讨论“谁养活谁”等形式进行“思想发动”。在随后自上而下的发动群众工作中，“旧工人”得到改造，蜕变成为“新工人”。

　　(一)“我们都得站稳立场”：情面不可靠，失业不必愁

　　对店员工人来说，尤其是老店员，首先要解除他们的各种思想顾虑。针对工人怕“失业”、怕“资本家报复”、怕“失面子、伤和气”等错误思想，各地对工人、店员进行教育，提高工人、店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培训班、学习班;进行较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在对职员进行“五反”政策的宣传时，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等大中城市都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天津采取的是高级职员训练班的形式，北京是分区按行业组织学习班或短训班，其中培训规模最大的当属上海。

　　教育学习内容丰富主要分为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两类。政策教育主要是向工人说明“五反”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斗争是要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是要改造资产阶级(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并且反复宣传政府保护工人检举权利的各项规定，让工人们放下顾虑。阶级教育，一方面，揭发资产阶级新中国成立两年多来向国家猖狂进攻丑恶面目，公开揭发不法资本家对工人店员的分化、瓦解、打击等阴谋，引导工人们分清阶级界限。另一方面，向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的工厂配合编写资本家的发家史(如常州大生纺织厂)，宣扬近代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史，突出工人阶级在斗争生产、中所锻炼成的优良品质，树立阶级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光荣感和责任感。

　　在家族企业工作的长沙店员李气云，始终下不了决心撕破情面检举奸商。他拿起笔来，咬紧牙关，一次又一次地写检举书，他想把亲戚的非法行为揭露出来，但几乎每次写到一半又撕毁了，这样一共撕毁了六次。正当李气云激烈地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长沙市店员青工代表会议上总工会孔安民的一番话好好地“教育”了他一番。

　　孔安民同志的讲话，句句打在我心窝上，因为我正是一个没有站稳立场、被不法商人欺骗和利诱了的人。我越听越惭愧，越听越痛心，那么冷的天还出了一身汗……不法商人那样不讲面子，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向我们工人阶级和人民政府进攻;那样不讲面子，收买和陷害我，使我失掉立场。我只有仇，只有恨。管他伯伯也好，叔叔也好，我定要检举，和他们根本没什么面子可讲。怕工会和团支部处分吗?怕别人耻笑吗?我必须把这些完全抛掉它。我是一个工会会员、青年团员，我就应该站稳立场，向那些不法商人进行斗争，把一切违法事实揭露出来，这才对得起自己的工会、青年团和工人兄弟，我不能再单纯考虑个人的得失，而让国家的利益继续遭受损失。[3]

　　(二)算一算细账，查一查立场

　　马克思指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4]有的工人在知道党和工会是自己的依靠后，仍旧觉得毕竟资本家养活了自己，放不下情分揭批不法资本家。《工人日报》编辑晓亮回忆：“当时，在‘五反’运动开展以后不久，我们从来稿中发现，当时有一些工人和店员也搞不清楚是资本家养活了自己，还是自己养活了资本家。”[5]因此，在经济上清算，揭露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是清算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的关键。一场关于“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开始了。

　　3月6日，《工人日报》率先开展了“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到4月10日，编辑部收到来信2100多件，《工人日报》刊出35期，连续发表来信来稿140篇，社会反响很大。有的地方报纸也开始类似的讨论，《新苏州报》1952年3月30至4月23日开辟专栏开展“谁养活谁”专题讨论，25天共收到来信850多件，其中工人群众来信占四分之三。其中以上海《劳动报》讨论最成功。《劳动报》专门开辟“讨论会”专栏，组织了上海市私营企业有十多万职工，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讨论活动。共收到来信1000多封，辐射范围囊括了华东区的工人。组织形式上，除了工会、车间小组系统，还借助全市职工中4万多个读报小组，参与人数和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是最大的。

　　以上海《劳动报》为例，在“谁养活谁”讨论中，工人们主要问绕着两个问题展开。

　　(1)资本家养活工人。一位名为张水根的工人说到：

　　“老板终归是有钱人，开厂不开厂，一样有钱化(花)，一样过好日子。可是我们工人就离不了工厂，离不开老板，离开了，就会饿肚皮。”[6]

　　(2)工人和老板是一家人，相互养活，老板出钱，工人出力。有工人把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看作是“鱼与水”关系，工人养活了老板、老板也养活了工人。甚至还有的工人认为：“当学徒不是老板剥削他，而是他剥削了老板。”

　　“我们工人在厂里做工，被老板剥削，养活了老板这是事实，但应该承认老板也养活了工人。如果老板关了厂，老板固然本钱要吃光用光，饿起肚皮;但我们工人失了业，有力无处用，也要饿肚皮。所以说：“老板和工人是谁也离不了谁，只有大家互相依靠，才能过活”。[7]

　　针对这些观点，《劳动报》并没有直接撰文反驳，而是刊登不同观点的工人来信进行讨论与争鸣。有的工人采取“算细帐”的方法，证明老板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的。上海申新九厂工人曹满弟从生产经验出发，仔仔细细地算出制作一件纱，除去成本[8]，每件纱老板可得利润一〇点五五折实单位，这就是从工人人头上剥削来的。靠着这些利润，申新纱厂从一个厂扩充到九个厂。[9]针对“工人与资本家是鱼水关系”的论点，4月2日，《劳动报》发表了九福药厂读报组的来稿，文章呵斥道：“说工人和老板是一家人是资本家的鬼话，是想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工人是劳动生产的，是被剥削的阶级，看看苏联没有一个资本家，工人反而生活得更美满幸福。”[10]

　　“谁养活谁”大讨论持续十几天，讨论内容全部来自一线工人们来信投稿。讨论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深的理论，都是来自工人的生产实践和经验。从工人们熟悉的原料加工、制作和产品的销售，一笔一笔地算细账。这种不囿于阶级分层话语冲突模式，而是基于生活经验的讨论，是一场工人之间展开自觉地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反思与自我教育。其一，基本划清了劳动与剥削的界线，懂得了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其二，更明确认识老板的钱是从剥削工人与非法得来的，剥削程度相当残酷，剥削方式是多种多样。

　　工人阶级从自身体验出发，但跳出个人生活视野，放眼于整个生产—消费的过程。工人逐渐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个别关系，走向社会关系，最终上升到阶级关系。“三反五反前，我还不认为剥削可耻，以为工商业者‘将本求利’拿点钱是应该的。”工人们“才明白了资本家根本不劳动，完全是依靠剥削我们工人来过生活，是我们工人阶级养活资本家”。[11]

　　作为中共革命动员的重要方式，在“五反”运动中，诉苦是用来动员工人阶级划清与资本家界限教育的主要方法。每个时期诉苦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一样的，但诉的“苦”仍有差别。“五反”运动中诉苦强调把诉经济苦引导到运动上。一旦只诉经济利益的苦，工人就不能看到运动的全部意义，看到自己阶级在国家里的领导地位，不能从运动中间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甚至会满足于眼前经济利益的解决。天津某商店店员，诉的苦是资本家克扣工资，资本家趁机收买，把一年来的工资都补给他，他就对斗争消沉了，经工会组织又拿“五反”的道理去教育他，他才又积极起来。

　　在典型诉苦、小组诉苦等分阶段的引导下，工人们开始诉说自己的苦。北京市华北鞋店的工人李盛增回忆道：

　　我听到别的店员在诉说他们的苦楚，不由得自己也落下了眼泪，想起了这几年来所遭受到的虐待，恨不得马上跑回店去咬董纯卿两口，想到这里，我真正想通了，我和董纯卿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的关系，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作亲戚看，为什么我今天还因为亲戚关系，不对他进行斗争!终于，我们店里也召开了说理会，在这个会上，我把一肚子苦水都吐出来了，并且警告董纯卿说：“你再也别想骑在我们工人们的头上了。只有老老实实地服从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令、政策，才是你唯一的出路。”[12]

　　在激烈的政治运动和强烈的政治仪式下，工人被激发出来的苦楚和愤怒，在面对面的斗争与资本家撕破脸皮，割断与资本家以往所有的感情链接，资本家从原本羡慕的对象、老板、人情变成了被领导者、剥削者和阶级敌人。

　　当工人们陆续地被动员起来，斗争的浪潮袭来，任何人都无法再“置身事外”。在一次斗争会上，一位名为鲁福荫的工人试图再次和此前一样借故离开。然而会上遭到批评。积极分子质问：

　　“你为什么回家?”

　　“你是工人，没办工人的事情!”

　　“我们不忍让你掉队，才来挽救你。”

　　这一番话让鲁福荫明白：“事情很明显，要是还执迷不悟，不肯归队，那可真的就要被大家遗弃”。当场他就说出了资本家九件违法的事情。工人们一看他真的觉悟了，马上就鼓励他。鲁福荫像刚卸掉一副重担似的轻松。会后，他在大家的鼓励下，又想出了好几件资本家不法的事情来。[13]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能从工人阶级所处的生产关系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工人阶级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心灵观念转变。许多店员说：“解放了三年，不如这几个月进步得快。”[14]政治方面，在政策和阶级教育下，工人阶级从“当家不会做主”到认同领导阶级身份。经济方面，通过算账彻底清算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关系，工人阶级从“当家不敢做主”到看清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思想方面，通过诉苦激发工人对资本家的阶级仇恨，工人阶级从“当家不忍做主”到撕开情面揭批不法资本家。

　　[1]《陈毅关于为争取“五反”运动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的报告(1952年3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2]《坚决依靠店员工人贯彻“五反”斗争》，《山西政报》1952年第4期。

　　[3]《依靠工人店员检举不法资方》，第20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5]晓亮：《〈谁养活谁〉讨论与理论宜传》，工人日报新闻研究所编：《回顾思考探索工人日报四十年》，内部印刷，1989年，第156页。

　　[6]《张水根的糊涂思想怎样打通它?》，《劳动报》1952年3月29日。

　　[7]《工人和老板好像是鱼和水互相养活互相依靠》，《劳动报》1952年4月1日。

　　[8]人力费、机物料用费、机器厂房的折旧费、水电费、福利费、劳动保险费、劳保基金、工会经费、职员薪金、总管理处费、膳费、生产奖励金、税款、送力费、杂费等。

　　[9]《从一件棉纱算细帐看老板财富的来源》，《劳动报》1952年4月3日。

　　[10]《工人和老板不是一家人》，《劳动报》1952年4月2日。

　　[11]高洁：《我感到真正的幸福》，《新华社新闻稿》1956年1月25日。

　　[12]李盛增：《我在“五反”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中国青年》1952年第6期。

　　[13]李冀：《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教育——北京义昌纸行团结会计和跑外人员的事例》，《依靠工人店员检举不法资方》，第6页。

　　[14]朱波：《北京市私营商店店员思想的新变化》，《人民日报》1952年3月25日。

　　文章来源：《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21年年会论文集》，“1952年‘五反’运动中工人阶级心灵史——兼论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第二节“‘思想发动’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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