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从吴桂贤到董袭莹，即使的翩然一页
入读海外名校有多么困难?
难，也不难。
前提是你得有一个富贵家庭。
六年前，美国曾爆出史上涉案人数最多的高校招生舞弊案，耶鲁、斯坦福、南加大等多所名校陷入丑闻，相关人员涉及公司高管、好莱坞明星、高校体育教练、行政人员等。
这其中最大款项650万美元，来自一个中国富豪家庭——涉案者赵涛是山东步长制药公司的董事长，他通过中介伪造女儿赵思雨帆船运动员的身份，为她打开了通向斯坦福的大门。
除了步长制药的发家黑历史，网友们还扒出了赵思雨几年前在斗鱼分享学习经验的直播，她告诉听众“坚定目标、坚持奋斗，想考理想的大学，没有捷径可走”………
事实是，这样的“捷径”在中国早非鲜事。
2012年，有“华人船王”之称的赵锡成向哈佛大学捐赠4000万美元巨资，设立“赵朱木兰中心”(以其亡妻命名)，并设立“朱木兰及赵锡成家族学者基金”，号称“资助华裔学生进入哈佛”。
而他的六个女儿中，四个毕业于哈佛大学，包括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
“资助华裔学生进入哈佛”，这样的诡异理由也同样在两年后被地产大亨潘石屹运用，这位SOHO中国创始人在2014年向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用以设立“SOHO中国助学金”。
五年后，潘石屹的儿子潘瑞被哈佛大学录取。
根据哈佛大学自己的数据，“传承申请者”的录取率是普通学生的六倍，捐赠者子女优势更明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就是董袭莹“就读”的顶尖大学(本科经济学文凭)，其社会学教授西莫斯可汗曾有研究：90%哈佛学生来自家庭收入高于55000美元的国民收入中位数，而且哈佛的招生办主任定义的哈佛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介于110000 美元和200000美元之间。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在关于十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的取样里，收入在全国水平位居下游的学生家庭占全体学生的百分比大致保持稳定，约10%。
同时，收入水平位居上游的百分比扶摇直上，从三分之一到整整一半……如取样扩展到前150位的大学，位居下游的只占全部学生3%。
该教授直言：
大可以用“优秀”一词为个体卸下社会纽带和身份的陈旧包袱，替之以个人性格特点——勤奋、守纪、具有天分和其他可以脱离社会生活来衡量的人力资本。但是，这显然会导致不合实际的结果。
事实确实如此，粗略浏览一下圣保罗精英中学——一所典型的精英学校，这是特权在握的年轻人们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三分之二的学生家庭能为孩子上高中支付每年40000美元以上的费用，圣保罗毕业的学生最有希望去的学校是哈佛，接着是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和斯坦福……这些院校对圣保罗学生的录取率是全国平均值的三倍以上。
近年来，圣保罗30%的毕业生都去了常春藤盟校，大约80%的学生在美国前三十的大学和文理学院深造。学校每年超过80000美元的学生平均支出，几乎是大多数高中的十倍。
圣保罗中学收到的捐款也在美国所有院校中排第一(大约每个学生一百万美元)。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所学校都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关注。近年来，学校的内务相继登上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头版，甚至是像《VOGUE》这样的全国性杂志。
这也就是为什么西莫斯可汗会感叹：
大多数美国人想要去相信这样的一个美国式故事：我们想要相信，无论在新闻和报纸里目睹了多少不公现象和骇人事情，我们的世界从根本上公平了。
拥有这样的希望，实际上很有可能是精英和大众的共同点之一。然而，这份共同愿望很快会变成痴人说梦!
2017年，经济学家拉杰·切蒂和他的合作者也有研究发现，来自收人高居金字塔顶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人超出630000美元的家庭，与那些年收入30000美元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类型家庭的孩子人读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比后一类型高出77倍之多。
这项研究还做了一个统计，研究者在样本中纳入了共计三十八所精英院校，包括科尔比学院和巴克内尔大学这样的地方，结果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这些大学，来自收人居前 1%的家庭的学生，其人数之多超过了来自落在后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00 美元的家庭)的学生总数;在科罗拉多学院，这一比率甚至已经高于2∶1;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经突破了 3.5∶1。
还可以再换一种比较方法，看看全美超级富豪的大学目的地，不平等会有更加尖锐的呈现。
切蒂的研究报告亦有揭示，统计收入在顶尖0.1%家庭的学生，他们就读于精英大学的比例为40%，这一百分比同出身穷人家的孩子读大学的比例是相同的——只不过，后者要把所有的大学包括在内，无论是四年制还是两年制。
不论是古典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还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恩格斯，都曾就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竞争给出过尖锐分析，斯密认为：
人与人之间天赋的差别，实际上比我们知道的要少得多。与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效果相比，那些将人分配到不同职业的天赋差别显得微不足道。两个迥异角色之间的区别，譬如说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道搬运工，似乎并不来自于天赋，而是来自于习惯、风俗和教育。
相比于此，恩格斯的评论则更为直白：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大额捐赠换取隐性优势，家族基金暗箱操作，校友制度催生代际传承，权力寻租实现“资源变现”，校董推荐赢得稀有名额……
这些十分资本主义式的“高校婆罗门”，其弊端与乱象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早已屡见不鲜、天怒人怨，竟然却在今日中国逐步成为教育界人人心照不宣、各系统默认默许的塔尖实际，实在让人齿冷。
恰如“4+4”这样的制度，也并非我国专家突发奇想、另辟蹊径创造的概念，同样是模仿美国医学院的招生模式——亦是在美国医学界曾引发争议的制度。
美国医学生本科阶段多攻读生物、化学、人文等非医学专业，通过MCAT考试后进入医学院接受四年专业训练，毕业后获得MD学位。
如此看似“打造复合型人才”的天才设计，就这样被照搬进大洋此岸的中国，成为了权贵家庭延续子嗣阶级高位的特殊渠道。
一个几乎没有医学学习经历、更没有任何临床经验的跨专业小白，竟然可以在2023年4月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性指南报告《膀胱癌临床实践指南》(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on bladder cancer )——要知道，董袭莹的这份供泌尿外科医生学习和执行的膀胱癌诊疗指南是要给众多临床一线医生作为参考的，如果指南有问题，将会影响众多患者的就诊……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啊。
通常而论，国内医学生要读到博士，要从本科开始读起，一般需要十二年之久;国内医学生培养按科室培养，转科室往往实际层面面临极大竞争压力。
但是这位董小姐通过“4+4”捷径，免去本科学医四年，还能连续换科室，拿到博士学位且迅速获得临床医师资格……
与此同时，她的博士论文也十分可疑，正文部分仅有三十页，而常规情况，医学博士论文应在两百页左右。
在论文遭受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之后，知网迅速将董袭莹论文“保护性下架”——一如协和的官网修改信息的速度。
回想1965年5月在挥别三十八年的井冈山，毛主席曾悠悠感叹：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
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
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还可以看内部电影!
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尤记张雪峰以前在介绍就业现状时给学生说过：
咱国家，某些单位咱们普通人就别幻想了，把自己生存的下限维持住才是现实，少走弯路就是胜利。
老实说，今天我们国家的某些单位的某些岗位，那就业选拔就如同艾滋病传播一般，只有三种方式：血统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
张雪峰为何总是被某些势力针对?我想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每天干的事就是苦口婆心地劝那些一米六的孩子千万别去打篮球，老老实实地扬长避短去选择最适合自己解决温饱的专业和职业;而人日等官媒则日日夜夜煲鸡汤：“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朝一日NBA也能看到你!”(最好前缀再加个“今天，一起为梦想转发!”)………
就医院系统和医疗领域来说，“家天下”“一言堂”“一姓室”等骇人乱象，更是直接弱化了党的领导，并“有效”对抗了层层审察，为体系式腐败和门阀塑成提供了族群化的温床。
比如这次案件的核心人物肖飞。
很少有一个案子中的核心人物能够同时涉及四大社会敏感议题：教育公平、医患信任、婚姻忠诚、阶级固化……
只能说，肖飞其人，确实过人。
此人2012年毕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年份。
这一年的医学毕业生恰好处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培)制度全面实施前的最后窗口期，属于“政策临界点”前的最后一批学生。他们无需参加全国性规培，毕业后可直接进入临床工作，而2013年及之后的毕业生必须完成规培才能执业。
北京协和医学院2012届毕业生中，约九成在毕业当年即进入三甲医院工作，而2014届毕业生需额外完成三年规培才能获得同等机会。
以晋升副主任医师而言，2012年的毕业生最快仅33岁，而2014年的毕业生则至少需等到38岁。
这也是为什么肖飞的职业生涯会一路顺遂、步步高升，以至于能够在本该清净的愈患之所频频“神龙摆尾”引得一个又一个女性同事上钩的重要缘由。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层医院系统的特殊结构性现象：「党的领导」天然弱化。
前年8月9日，长沙湘雅三院九名医务人员联合签名，实名举报科主任孟婕“放任”其无手术操作资质的学生邹某单独进行支气管镜检查，导致三个月内发生两例患者死亡事件;事发后孟婕伪造医疗文书，要求其他医生签字担责。
此外，举报者还反映孟婕“暗箱操作”绩效分配、私设小金库、财务不公开、打压排挤同事等问题。
这种举报非常典型，值得以其为例。
在医疗领域，大多数医院的一把手(院长级别)或部门科室的一把手(主任/副主任级别)被推到审判台上，并非由同级监督的纪检机构查出，而多是内部利益分配引发矛盾或是外部供应商分赃不均而导致的举报促成，总之很难有党务力量的介入。
医院管理体制多年来先后经历了党委负责制和院长(主任)负责制，其源头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国企大面积“改革”过程中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
80年代在宣传《鞍钢宪法》时，就已是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
1986年9月，先后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
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医院领域同样不能幸免，1982年1月，原卫生部发布《全国医院工作条例》，明确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被业内认为是促进医疗机构“党政分离”的重要尝试。
2000年3月，中组部、原人事部、原卫生部又印发《关于深化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
卫生事业单位实行并完善院(所、站)长负责制……要建立和完善任期目标责任制，明确院(所、站)长的责、权、利。
随之，医院管理体制逐步朝着院长一“长”独大的方向发展，不仅医院内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机制难以落实，党委、纪委的监督也被严重弱化，有的甚至形同虚设。
在院长财务“一支笔”，拍板“一句话”甚至决策“一闪念”的状态下，特别是在院长权力须臾间便能波澜不惊地换来真金白银——比如有的公立医院虽然有医疗器械委员会、药事委员会等，但院长对他人的晋升提拔有重要的发言权，所以当其坚持要购入某种器械时，很少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院长、主任/副主任等层级的“一把手们”成为高危职业也就不难理解。
一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在历史遗留的“院长负责制”之上提出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
但是“对改革进行改革”难度太大了，每推动一小步都是血雨腥风，阻力难以想象。
根源还是因为医疗领域的灰色利益实在过于恐怖，且捍卫这种灰色利益的体制已经成型近四十年，盘根错节又根深蒂固。
有很多卫生局的副局长，并不懂业务，也缺少行业威信，被组织部门直接安排其去医院做党委书记，不过是出于职级安排的需要(副处级晋升为正处级)，这种人事安排实质沦为“安置性措施”，没有让党委在医院中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对普通职工与广大患者的利益保护，以及对医院高层乃至各科室领导干部的督察。
同时，院长们、科室主任们多是业务型专家，在漫长的从医过程中积累了丰富人脉，这同样是可变现、可自持淫威的“隐性财富”，导致实际权力超越党委书记和党领导的纪检部门，极容易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内形成独立王国。
从阶级身位与医者形象的角度，这般土壤培养出的医生已经与曾经共和国苦心孤诣塑就的赤脚医生形成了不同时空的天壤之别。
赤脚医生曾代表了新中国对医生职业的最为底层逻辑式的要求：劳动出真知。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终于雷霆发声、大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份勇气直到今天都仍具启发性。
那天，毛主席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源自毛主席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当时战备形势的担忧。
他之所以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
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
在当时，毛主席明确表达了他对农村卫生工作的看法：
没有必要读这么多书来改革医学教育，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
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就是“劳动出真知”，在分析问题时要分析主要矛盾、解决次要矛盾，而当时新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农村医生的缺乏，等待和培训足够的医生是不可能的——那么，经过几年的学习、直接去农村里，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培养基层医学人才、更广泛地控制外敌的“投毒行径”。
毛主席为何会生气?就在那一年之前，1964年6月，毛主席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曾批评了北京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
当年8月10日，他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在毛主席的督促下，中央随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当时(60年代中期)，我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已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愈发危急。
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
那一年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也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公家经费”，比用于五亿人口的农民群众的还多。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9月14日被《人民日报》刊载。
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的叫法首次出现是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该公社于 1965 年夏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
当时，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文章的眉头上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这个批示经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的热潮。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标志性的时代元素之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赤脚医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中学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他们被挑选出来后，会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毛主席的态度是极为明确且指向性精准的：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赤脚医生在封建愚昧的农村地带大力宣传卫生知识，鼓励群众移风易俗，发动群众起来同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开展以除害灭疫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卫生面貌。
在中央和地方、在广大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终于出现了飞跃发展。
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改变了农村的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报》中指出：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在国际上，“Barefoot doctors”的名头也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享誉世界，为社会主义制度添光增彩。
今天，我们已没有办法去讨论为什么类似于赤脚医生这样划时代的社会主义民生项目会几近消亡——世界卫生组织认为80%的医疗需求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而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量比例自2009年的医改开始不断下降，从61.8%下降到五成左右。
以致于，在2022年下半年防疫进入瓶颈期时，「分级诊疗」又被不厌其烦地推上台面。
以分级诊疗来说，理论上都是完美的，但没有人能保证在当下的现实环境里分级诊疗不会演变成「分阶级诊疗」……
根子，还是在私有制。
当权势滔天的门阀世家与青年才俊的科室主任蝇营狗苟，当一批又一批不学无术的富贵子女通过诸如“4+4”这样的政策践踏着无数小镇做题家的尊严……
不禁让人想起1967年，毛主席曾向党内高级干部推荐阅读《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王位的原因时说：
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毛主席严肃指出：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本质，在于权力的既得利益享有者其“灾难性”很多时候不仅限于对内的脱离群众与生存状态两极化，更在于其出于对既得利益的极端维护而产生的对外立场动摇。
不论是“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还是我们习惯性地察觉所谓“体制内多反贼、多殖壬”的诡异现象，古今中外的历史已连篇交代。
他们不劳而获的先天性利益愈巨，脱离这片其父辈曾奋战打拼过的土地则愈甚。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已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一群体极容易对外投降卖国;又由于官僚阶层的封建性，这一群体也极容易对内形成家族垄断、门阀世袭。
196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毛主席指出：
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
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面临着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
绝不能去捡起我们曾经反对和打倒的东西。
跋
就在五天前，国务院原副总理吴桂贤同志因病逝世，享年87岁。
吴桂贤1938年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有兄弟姐妹九人，生活极端贫困。1942年，吴桂贤全家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打零工，母亲带着孩子在火车站捡煤渣。吴桂贤很小就表现出“有担当”的一面。7岁那年，看到裹着小脚的母亲颤巍巍挑着担子，她主动要求自己去挑担。后来，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她又提出独自出去工作。
1951年，吴桂贤参加了刚成立的西北国棉一厂的招工，成了这家企业的第一批工人，并被分配到细纱车间当挡车工(纺织厂操作织机的操作工)。
吴桂贤说，自己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我小时候没读过书，进工厂以后，参加夜校学习，第一课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两个字：工人;第二课是《为人民服务》;第三课是《纪念白求恩》;第四课是《愚公移山》。这四节课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
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职工业余学校里完成初中学业。次年，由于工作出色，她调入闻名全国的“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
赵梦桃比吴桂贤大三岁，也是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她是1956年和1959年的全国劳动模范，被树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可惜的是，1963年年仅28岁的赵梦桃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吴桂贤把在“赵梦桃小组”工作看成至高无上的荣誉，工厂要求工人提前15分钟到岗准备接班，但她每次都提前45分钟就开始准备。早晨天不亮，她就起床刷牙洗脸，把辫子往帽子里一盘，急匆匆就往车间跑。红灯一亮，吴桂贤准时开工，下了班她也不走，自己偷偷练技术。
她说：
后来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工人的这种热情。我从一个逃荒的穷苦人家孩子，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还加入了党组织，真是对党、对毛主席满腔忠诚，只想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干好。
1963年，吴桂贤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后来又成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
1964年，吴桂贤作为纺织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她依然觉得历历在目：
我激动得流泪了，手中拿着语录本高喊‘毛主席万岁!’
1966年，吴桂贤第二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人民大会堂，她听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讲话：
你们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是先进工人的代表，回去以后，如果觉得党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们。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们的反。但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搞革命要在八小时之外去搞，不要在生产中搞革命。
1969年，在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吴桂贤开始进入领导层。
1970年，她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次年又当选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副书记。
1973年，十大上，她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主席批示：
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
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
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吴桂贤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觉得自己一来年轻，二来没有经验，不适合做副总理，又一次找到周恩来，希望换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
周恩来回答说：
桂贤同志，这只是个候选名单，你能不能选上还不知道呢!马上就要开会了，看大家选举吧!
结果，吴桂贤顺利通过选举。
这次大会同时任命了十二位副总理，其中有三个人格外引人瞩目，分别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排名第七;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吴桂贤，排名第八;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孙健，排第十二。
作为新中国最年轻、也是第一位女性副总理，吴桂贤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
吴桂贤表示自己对纺织业比较熟悉，但要她管都是知识分子的卫生部，恐怕不行。
周恩来再次鼓励她：
让你们三个年轻人(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上来，就是要培养你们。桂贤同志，你参加九大，毛主席讲的话你还记得吗?你就按照毛主席的‘三三制’去做，三分之一劳动，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下去考察。
晋升政治局委员后，吴桂贤的工资分文未涨，仍是国棉厂的67.2元。
当时在政治局开会，喝茶水要交两毛钱的茶叶费，吴桂贤算了算账：每个月工资20元给公公婆婆，20元交两个儿女读书生活费用，22元留做自己在京生活费用，手头紧……于是，她开会的时候都只是喝白开水。
她的一个亲戚听说她去北京当了大官，兴冲冲来找她，而吴桂贤却让这几位亲戚吃了半个月的咸菜…
80年代后，吴桂贤逐渐淡出京城政坛，投身广东省的经济建设。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有一句名言：
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
从穷苦人出身的工人能成副总理，到权贵富家庭的子女玩转“4+4”，翻过时代墨尘，也挥别峥嵘旧事。
历史，不过翩然一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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