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织
我们应当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要了解这一点，最好看一下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他在这方面谈得最多的是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第一次在国家面前全面地提了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基础。”[“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二一页。——编者注]“……我们的任务是要改变整个机构……”[“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二六五页。——编者注]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先进工人在没有学会组织几千万人以前，他们还不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还没有获得必要的组织知识。组织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要求我们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工作和具备我们现在还很缺乏的相当的知识。”[“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七五页。——编者注]他说，在这里，在组织方面，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组织，而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和基础却在于组织。
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应该使人民中一切觉醒了的和能够进行创造的力量，都汇合到我们现有的和今后由劳动人民群众建立的组织中来”[“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二〇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地工作。”[“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二四O页。——编者注]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他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群众直接参加、不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形式上的东西。群众脱离分散状态，就会变成按照不同职业、不同工作项目和不同任务完全组织起来的整体。在这个组织过程中，群众的面貌也就在改变：他们在成长，掌握知识，养成集体习惯，积极起来，团结一致。
如果全国没有一个进行组织工作的中心，要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组织中心就是苏维埃。“苏维埃是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自己的组织，它尽量使他们自己建立国家，并用一切办法管理国家……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易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二九页。——编者注]
苏维埃政权的这个组织作用之所以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不只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新的组织。
伊里奇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强调了这一点：“革命暴力和专政如果用得得当，该用的时候就用，该用于谁就用于谁，那是很好的东西。但在组织方面是不能用它们的。这个教育、改造和长期组织工作的任务，我们丝毫没有解决，现在我们应当有步骤地来着手解决它。”[“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七页。——编者注]
正因为伊里奇这样重视组织，所以他特别看重组织才能。恰好是在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最有才能的组织家之一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了。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悼念斯维尔德洛夫逝世的讲话中也重复了这样一种思想：“……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当然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革命的深刻得多的经常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在斗争过程中，也就出现了一些最能体现以前的革命所没有的特点(即组织群众)的领袖。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也就出现了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这样一位首先是和主要是组织家的人物。”[“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九卷第六八页。——编者注]
伊里奇在结束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讲话时表示相信，“在俄国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从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当中定会涌现出无数的人才，他们将获得实际的生活知识，将具有个人的或集体的组织才能，没有这种才能，无产者的千百万大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九卷第七二页。——编者注]
不准确地了解现有的情况，不检查工作执行得是否正确，是否合乎规定的精神，就不可能建立新秩序和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统计十和监督，就不可能建立统一的计划经济。因此，统计和监督具有重大意义。伊里奇不止一次说过：“社会主义就是统计。”必须“组织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七三页。——编者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也重复过这种思想。一九二一年十月他写道：“……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时期终于使我们相信……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页。——编者注]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把政权转交苏维埃的宣言谈道：“苏维埃政权……将建立工人对生产的监督。”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六日)，公布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并由人民委员会批准的工人监督法令。列宁认为，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参加统计和监督的工作特别重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写的、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才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怎样粗织竞赛?”一文中写道：“实行统计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六卷第三八三—三八四页。——编者注]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轻有了保障，那末实行统计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统计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的统计和监督，——只要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这个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列宁全集” 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六卷第三八四页。——编者注]
“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的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统计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六卷第三八四页。——编者注]
伊里奇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写道：“正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现在应该极力发展这些形式。例如，国民教育委员会就是苏维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讨论和监督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代表会议，这种委员会是值得完全赞同和拥护的。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就是再愚蠢不过的了。现在，我们愈坚决主张有极为强硬的政权，愈坚决主张在某种工作过程中，在某种纯粹执行职能方面实行个人独裁制，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五二——二五三页。——编者注]关键还是在于组织。
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更好的劳动组织。“……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三五页。——编者注]伊里奇认为，这种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要有群众亲自参加。“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以全力向人民提出的一个任务。”[“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三七页。——编者注]
伊里奇对自觉的劳动态度问题极为注意。伊里奇早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写的“怎样粗织竞赛?”一文，就讲到应当怎样把竞赛的因素带到生产工作利社会工作中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协作”一章讲到竞赛的巨大意义。伊里奇早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就考虑到怎样有组织地实行社会主义竞赛，以便通过这种途径来提高自觉的劳动态度和对社会工作的关心。
列宁在同年三——四月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本小册子更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谈到自觉的劳动态度怎样树立新的自觉的纪律，谈到群众的文化教育高潮如何重要，这个高潮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有助于用新的方式组织全部劳动活动。列宁热烈地欢迎工人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创举”，并写了好几篇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
苏维埃政权不应当组织强制的劳动，而应当组织千百万人用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自觉的劳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了生产宣传的重大意义和生产宣传组织的重大意义，“……我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一年来所实行的各项措施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成立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生产宣传局;使它和政治教育总局的工作结合起来;按生产计划又创办了一些报纸，这些报纸不仅要注意生产宣传，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把生产宣传组织起来。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宣传的必要性，是由政治局势的一切特点造成的。这无论对工人阶级、工会或农民说来都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国家机构最必要的工作，可是，我们还远没有充分利用国家机构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具有如何管理工业、如何使群众关心生产的书本知识，而且比实际应用的多千百倍。我们必须使每一个工会会员都关心生产，使他们记住，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四五四页。——编者注]
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从组织方面来看生产宣传问题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斯切潘诺夫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力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写序言时也注意到生产宣传。他在序言中写道：“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必须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的(无一例外)学校里讲解电力化计划。这个决议同其他许多决议一样，由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文化落后，始终是一纸空文。现在，斯切潘诺夫同志的这本‘学校参考书’出版了，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能够)做到：使每个县的图书馆(以后是每个乡的图书馆)有几本这样的‘参考书’;使俄国的每个发电站(总共有八百多个)不仅有这本书，而且还一定要举办关于电、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力化以及一般技术的人民通俗讲座;要每一所学校中的每一位人民教师阅读并领会这本‘参考书’(为了协助这项工作，每个县应当成立一个工程师和物理教员小组或团体)，不仅要自己阅读、了解和领会这本著作，而且还要简单明了地把它讲给学生和一般农民青年听。”[“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一五页。——编者注]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组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力化的生产宣传的计划。
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组织。
对于工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是从组织群众的角度来看的。
“……工会是当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实现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 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二卷第二页。——编者注]
但是，工人应当同所有劳动群众有紧密的联系。“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先锋队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引带，就不能实现专政。在俄国，这样的群众就是农民。在别的国家里，这样的群众是没有的，但就是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有非无产阶级的或非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二卷第四页。——编者注]
但是，重要的是工会不要闭关自守，要同所有的劳动群众连结在一起。
“十月苏维埃革命的一个最大而不可摧毁的创举，就是先进工人以贫民领导者的资格、以农村劳动群众领袖的资格、以劳动国家建设者的资格‘到民间去了’。”[“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七一页。——编者注]
五年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日记摘录”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收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城市工人帮助农村居民的报告(后来因病未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把城市工人真正培养成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〇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这种帮助有了很大发展。应当指出的只是，这种帮助并不是常常都采取了伊里奇原来设想的那些形式。
帮助应当促进小生产者的联合。
“全世界的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的先进队伍都联合起来了，全部联合起来了。但是，世界上几乎还没有一个地方，企图系统地、忘我地、自我牺牲地，把那些从事小农生产、住在穷乡僻壤并且由于各种生活条件的限制而变得愚昧无知的人们联合起来。在这里，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战胜饥荒的斗争同争取深刻而重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这里我们面临着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孤注一掷，因为这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卷第四〇九——四一〇页。——编者注]
要把小生产者联合起来，只有把他们全都组织到合作社，使他们全都合作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九二三年写的“论合作制”一文详细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操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要知道这一点又是主要的。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而使所有小农都能参加这项建设，又是一回事。”[“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四页。——编者注]
应当支持“确实有真正民众参加”[“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三页。——编者注]的合作社的周转。
这样，我们就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从组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合作制问题的。
正是由于这样处理，才“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我们已抓住日常问题的中心环节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象的问题了。我们对神象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楚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OO页。——编者注]
写于一九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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