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我国科技人员的光辉榜样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夜不成寐，我想到，钱学森先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回忆1974年我们向钱学森先生汇报中国卫星遥感发展设想时，曾蒙先生的教诲，并践行先生教诲后事业有成，深感有必要宣传一下先生的事迹。我国现阶段，毛泽东科学技术思想的回归，并继续指导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我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卫星遥感科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了60多年。毛主席逝世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国科技界究竟谁办事能让毛主席放心?科技工作者应该向谁学习?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究竟包含什么?今天，在这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就以《钱学森是我国科技人员的光辉榜样》为主题，与各位谈谈我们那一代人为国家科学事业奋斗的心声、经验和教训。抛砖引玉，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做一个让毛主席放心的科学家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毛主席则把科学实验当着人类社会活动的三项伟大实践活动之一。早在新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就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后来，毛主席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首次完整地提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这些都体现了毛主席在建立新中国初期，对于开展技术革命、发展科学技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和战略思考。

钱学森同志是一个经过毛主席多次接触、考察、深思后，可以托付，并能帮助毛主席实现我国科学和国防现代化的伟大科学家，是一个办事让毛主席真正放心的社会实践活动家。学习钱学森，做一个让毛主席放心的科技工作者是历史的经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钱学森有一段最感人的话“我是中国人，我回中国不需要理由。我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工作满意的话，才是最高的奖赏”。钱学森这样令人敬仰的科学家的生命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办事就是要让人民放心，人民放心了，毛主席就放心。我们这些人能够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为人民服务，除了感到光荣外，还必须向钱学森同志学习，要有钱学森同志那样的把中华民族复兴的科学技术发展与创新重担落实在肩上的责任感、沉重感。

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提到“只有在劳动的共和国中，科学才能发挥它的真正的作用”。列宁1918年5月28日在第一次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极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对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地位。只有社会生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見解来广泛推行，並且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那就是如何做到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的生活,使他們有可能享受物质福利。”(“列宁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375页)

钱学森这样的伟大科学家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对国家的贡献就在于将知识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曾面对面地接受钱学森谆谆教诲，深切地感到钱学森同志就是一个信奉马列主义、具有强烈“科学家精神”的伟大科学家，是我国科技界办事最能让毛主席放心的那种人!他的“科学家精神”源泉会随着时间源远流长，决定着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良知、品格及其思想境界和胸襟情怀。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永远高于物质的富有!

科学及其科学家的进步需要有精神动力。我读过《毛泽东年谱》后发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中华民族国防工业尖端高科技的奠基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地位。在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中，毛主席最关心科学技术发展，最了解现代尖端科技知识，对科学技术发展史研究最深入。老人家生前与各领域科学家探讨科学技术问题300余人次，科学家朋友最多，听科学家讲课最频繁，向科学家学习最诚恳。在毛泽东时代，科学家与工农兵同样地受到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通过接见、通信往来、文件批示，请科学家座谈等形式，与自然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钱伟长、吴有训、陈心陶、赵九章、郭永怀、叶叔华、谈家桢、梁系、潘菽、金善宝、华罗庚、卢鹤绂、唐敖庆、童弟周、束星北、赵子森、于敏、苏步青、茅以升、陈文新、汤璪振、黄国璋、黎锦熙、傅种孙、周培元、杨振宁、李政道、周光召、王大珩、邓稼先、朱光亚、陈芳允、潘先觉，还有美国科学家谢尔登·格拉肖等保持联系。其中与钱学森谈话最多、科学话题最广、最深刻。毛主席在听取科学家建议后，指出“科学研究属于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毛主席直到逝世前夕，还指示华国锋要在中国科学院组织一次“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专题讨论。

毛主席的接见是我国科学家进步所需要的精神动力。留给我们最高领袖尊重科学家，科学家热爱人民领袖的动人佳话。我们这一代科技人员是最幸福的!因为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光辉典范――钱学森同志!毛主席特别喜欢钱学森，多次与钱学森探讨发展国家科技问题。并教导我们“钱学森这个人了不起，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默默地为国防现代化工作。他读懂了一些马列主义，把个人的名和利看透了。把他的知识，无偿地献给国家和人民，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体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科学家的高度重视与信任，既有对钱学森个人能力的极高认可，也包含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深远思考，体现了党对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定位。

钱学森同志自述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公开见报的达六次之多。我总结毛主席对钱学森的评价，包含几点：

1. 毛主席对钱学森说：“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

七十多年前，钱学森是带着“系统工程”思想回国。他的“系统工程”不仅改变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轨迹，而且照亮新中国经济建设前行的道路。毛主席一向高瞻远瞩，对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战略预见非常精准。他老人家治国理政的路线清晰，目标明确，思考冷静! 1956年2月1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宴会中，特意将钱学森的座位从第37桌调整到自己右侧的“第一贵宾”席位，并当众称赞“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此时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中文版还没有出版，毛主席就已读过，并急于表态“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建国之初，毛主席就声称要把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用来指挥国家的经济建设，这确实是很少见的。毛主席在这里强调钱学森的科技成果价值远远超越了军事力量，凸显了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钱学森后来表示“系统工程才是我一生追求的”。

2. 毛主席称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与“火箭王”

在美苏严格保密控制下，中国由钱学森主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在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毛主席亲自出席庆功宴会，并向全体来宾介绍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一发号令，火箭就上天”。毛主席对钱学森的这一称呼，既是对钱学森学术地位的认可，也反映了对钱学森领导中国“两弹一星”及其对航天事业研发的极大信任。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嘱托钱学森将他的成功经验总结，推广到其他领域。1978年，钱学森等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阐述了系统工程的概念、内涵及其应用前景，指出系统工程是一种科学方法，适用于所有“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应用。1982年11月，钱学森等出版了《论系统工程》，1988年10月又出版了增订版，在全国掀起了研究和应用系统工程的热潮，促进了系统工程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钱学森还亲自主持，将长沙工学院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即现在的“长沙系统工程学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系统工程大学本科专业。设立了飞行器系统工程、信息系统工程两个学科专业，建立了涵盖系统工程、数学、航天、信息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系统工程学科专业体系。这是钱学森超前的科学规划决策，它的诞生标志着系统工程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实验室走向社会。钱学森的远见卓识和务实举措，为系统工程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系统工程学科的定位、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并强调“理工结合，注重基础，落实到工”的教育思想是系统工程学科建设的指导方针。

现在“长沙系统工程学院”的科研规模稳居全国高校首位，年均承担百项国家和军队重大科学研究项目。我本人曾与该校合作，提出了遥感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的构想。如今以系统工程为基础，发展成为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军队指挥学等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相关本科专业的学院，拥有实力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钱学森创建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首批获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家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学科，进入到国家“双一流”。(“双一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简称，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核心是推动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火种照亮了中国系统工程发展的道路，引领系统工程学院在攀登学术高峰、服务强国强军道路不断前行。钱学森总结说“系统工程的意义，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他坚信，系统工程不仅能够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更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方法论。

3. 毛主席赞誉钱学森将哲学与科学结合，表扬钱学森读懂一些马列主义，把个人的名和利看透了。

毛主席对科学技术不仅仅是关注和学习，还以超人的智慧把科学技术中的许多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思考。铀矿是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材料，1954年我国发现第一块铀矿石，由李四光和钱三强呈送给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观看，毛主席观看表演后，当场与钱三强探讨了原子学方面的专业知识。钱三强解释说：质子、中子等基本粒子不可再分。毛主席则提出质疑：“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现在条件不允许，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1956年1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还与钱学森讨论了“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的问题，再次提出“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哲学论断。后来，毛主席又与杨振宁、李正道探讨了同样的问题。杨振宁也认为“基本粒子是不可分”。直到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基本粒子和量子场的权威科学家谢尔登·格拉肖访问中国时，毛主席在钱三强陪同下，接见了谢尔登·格拉肖，继续就基本粒子能不能分割的问题作专门研讨。格拉肖倾向于钱三强的意见认为：基本粒子不能继续分割。毛主席则认为“对立统一的哲学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和更小的物质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直到无限。”后来，物理学的研究结果，果然发现了更小的物质。中国科学家称之为层子，美国科学界称为夸克。毛主席逝世后，谢尔登·格拉肖为悼念毛主席对基本粒子研究的哲学预言，于1977年，在第七届夏威夷粒子物理学年会上，亲自提议将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1979年，谢尔登·格拉肖因此与S.温伯格、A.萨拉姆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谢尔登·格拉肖被世界物理学界称誉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之父。这件事充分表现了毛主席用哲学指导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

毛主席非凡的科学洞察力和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能力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学习榜样。钱学森晚年亲口告诉我们“毛主席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对物质无限可分性作了精辟论述。”毛主席将哲学与现代科学结合的思想，为钱学森等世界级大科学家提供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钱老一生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宣布“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生前熟读《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等马列经典著作，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己的科研实践相结合。1987年，晚年钱学森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英国时，还专门前往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瞻仰，并敬献鲜花。这表明钱学森此时已经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科学家要读懂一些马列主义。

4. 毛主席在战略决策中对钱学森高度信任

1960年11月5日，钱学森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迈入了导弹时代。这枚导弹的成功发射直接推动了后续“两弹一星”工程的快速发展，没有导弹就没有“两弹一星”。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与钱学森讨论国防科技时，表示要搞反导武器，提出“有矛必有盾”，指示钱学森亲自牵头研制中国的反导防御系统(即“640工程”)，强调“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当时反导武器谁都没有见过?却因为这是毛主席坚持要搞的，国防科委坚信毛主席说的是对的!于是，同年3月23日专门召开了弹道式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与决心。钱学森谈了初步设想，确定“以导弹反导弹、超级大炮反导弹和激光反导弹”三种技术途径研制我国的反导弹系统。钱学森直接参与领导中国第一代的反导系统。曾经规划1973-197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个反导弹武器系统。但是因为有人反对，研制工作自1974年以后一再收缩，到了1982年，除保留部分课题外，其余尖端科技项目研究全部被迫停止。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四位著名科学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书，坚决反对下马一些尖端科技项目，要求继续跟踪国际上的尖端科技，这才有了我国的《高科技863计划》。当时的中国就有这样一批领会毛主席战略决策的科学家，排除干扰，在毛主席和钱学森都去世的情况下，坚持进行我国首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2010年1月11日，该试验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中段反导技术的国家。此后，中国又分别在2013年1月27日、2021年2月4日、2022年6月19日继续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均取得成功。2024年，红旗-19反导系统在珠海航展首度公开。去年九三阅兵，红旗-11、红旗-20、红旗-22A、红旗-9C、红旗-19、红旗-29等六个型号的反导防空装备首次集体亮相，表明我国已构建起多段、多层反导拦截体系，中国的导弹可以覆盖地球任何地区，让美帝和“台独”感到恐惧。

毛主席的生前愿望，在他老人家去世近五十年以后得以实现。

5. 毛主席称赞钱学森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毛主席在新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树立工人典范铁人王进喜，农民典范陈永贵，解放军战士典范雷锋，革命干部典范焦裕禄，知识分子及其科技人员典范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是用来学习传承的。

经过长期多次接触后，钱学森实际上成为了毛主席最放心的科学顾问。总是称赞钱学森的建议“十分难得”，多次公开赞扬钱学森“忠诚于党和人民”直到称赞钱学森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钱学森也以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感到人生第三次特别激动。那是钱学森在1991年10月16日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仪式上，讲述自己一生中三次激动时刻时谈到的。当他看见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言中，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心情激动极了，觉得自己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是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6. 毛主席赞赏钱学森“默默地为国防现代化工作”的求实精神

钱学森求实精神的核心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严谨论证和实践检验为准则”贯穿科研、治学与育人的全过程。这是他取得重大科技成就的基石。钱学森的求实精神的核心体现在对科研数据的极致严谨，对每一个科学数据、每一个公式都要求“零误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敢于直面问题、修正错误，从不掩饰研究中的失误。认为“科学研究没有永远的正确，承认错误、修正错误，才是对科学最大的尊重。”

1958年，毛主席接见钱学森讨论农业上诸多高产“卫星”的问题。当时，钱学森过高地估计了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后来，钱学森向毛泽东当面检讨自己的失误，承认之前自己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毛主席听了大笑说“哦，原来你钱大科学家也是冒叫一声呀。”以幽默的方式展现了对钱学森这种求实态度的赞赏。钱学森在治学育人中更是“求真务实。”经常问：“你的数据来源是什么?”“这个结论有实验支撑吗?”他告诫我们“科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投机取巧的‘成果’比没有成果更有害。”

毛主席委以钱学森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重任(主任是聂荣臻元帅)，关心钱学森，多次指示要保护钱学森，不准任何人批判钱学森、不准降低钱学森的生活标准。直到晚年，在即将于1975 年 1 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前夕，还特别叮嘱周总理，确保钱学森列入人大代表名单。

以上实事说明，毛主席与钱学森的互动是政治家与科学家协同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的典范。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与钱学森的科学技术远见相结合，奠定了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发展的基础。晚年钱学森感慨“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他在总结自己搞“两弹一星”的经验后，向人们坦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是毛主席亲手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丢掉了毛主席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自己坚定不移地信奉马克思主义，信奉社会主义”。直到临终还用颤抖的手写下“毛泽东思想活着，中国就永远年轻”的警世遗言。

钱老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以上这些事实，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在每一个重大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成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治国理政路线。中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毛主席选中钱学森作为我国科技人员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完全正确!

二、党中央对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最新总结

科学家精神是出成果出人才的关键。中国科技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最需要的是具有“科学家精神”。在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科技人员必须具备科学家精神，必须人的因素第一，必须政治思想工作第一，必须才德兼备，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科技强国奉献一生。

毛主席生前为中国科技，特别是尖端高科技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等到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高速发展的时候，他老人家却走了。好在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毛主席后关心科技事业，特别是对钱学森“科学家精神”进行了系统总结。201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意见》首次完整提出了“科学家精神”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等六大内涵，实际上是对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总结，是对毛主席肯定的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再肯定。

爱国精神：钱学森的爱国精神是科学家的精神灵魂，是科学家内在品质的成长条件。钱学森的爱国精神引领科技工作者将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为推动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和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不懈奋斗。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在登上回国邮轮前向报界发表讲话“我要竭尽全力，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他用毕生心血践行了这一爱国精神的承诺，带领科技人员闯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创造了多个辉煌，为中国人民挺直腰杆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提供了切实保障。

2.创新精神：创新是科学家精神的内在核心。钱学森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他说“搞创新就是要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要求科技工作者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认为科技创新靠的是对客观世界的真正了解，指出“事理看破胆气壮”把事情真正搞清楚了就有了改革创新的勇气。强调创新人才培养及其科技创新要有深刻见解，提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他反复强调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提倡学科交叉融合，提倡着重培养创新人才。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而且还要有文化、艺术、音乐才能，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能够拓宽视野，激发创造力。自己则是具有前瞻性眼光，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早在30多年前就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开展人工智能研究、推广虚拟现实技术，并把Virtual Reality翻译为“灵境”技术。

3.求实精神：钱学森的求实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本质要求。科学的本性是求知、求实，要求科技工作者保持理智的好奇心和探索求知的研究欲望，对创新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不懈追问，追求真理。他教育我们“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严谨论证和实践检验为准则”贯穿在科研、治学与育人的全过程。这是他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石。求实精神的核心体现是对科研数据的极致严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直面问题修正错误、在治学育人中的“求真务实”。他对我们的卫星遥感研制报告审查时，绝不允许有“大概”“可能”的模糊结论，并告诫道“科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投机取巧的‘成果’，比没有成果更有害。”强调“科学研究没有永远的正确，承认错误、修正错误，才是对科学最大的尊重。”

4.奉献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是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品质追求，能激励科技工作者树立矢志报国、服务人民的坚定理想目标。钱学森多次对我们谈到要无私奉献，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目标，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他说“我姓钱，但不爱钱”“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

5.协同精神：协同精神是钱学森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科技创新通常需要团队合作，集智攻关。钱学森一贯强调科学研究要团结各方力量，重视跨学科协作，强调集体作用，推动建立协同机制，倡导“大科学观。”他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深知系统工程之复杂远超个人能力所及。于是，他打破学科壁垒，将力学、材料、电子等领域的专家汇聚成“任务组”。以“总体设计部”模式统筹千头万绪，搞“大兵团作战”的协同机制。钱学森在主持领导研制我国“两弹一星”过程中，特别指出：导弹卫星工作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是制度好，发挥了科技人员的集体作用。认为解决复杂科学问题不能依赖单一学科的知识体系。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为例，其成功离不开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计算机仿真等多个领域的深度融合。他在指导我们搞卫星遥感研究时，要求：在地球表层学、数字地理学的开拓性研究中，必须团结各方工作者。

6.育人精神：钱学森的育人精神核心是“培养会独立思考的创新型人才”而非单纯传授知识。老科技工作者要做年青一代的启蒙者和领路人，为我国科技创新储备后续人才。其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端科技人才的培养模式。对此，我有极其深刻的体会。我们向他汇报请示遥感卫星工作，他教育我们：倡导培养通才、以“问题导向”激发创新意识、重视“精神引领”与家国情怀、践行“言传身教”的师者担当。坚决反对学科壁垒，主张打破文、理、工、医的界限。认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不懂哲学就无法看清科学的全貌。”致力于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的“大通才”。指导我们工作，从不满足于理论上的灌输，而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出发点，把研发中的实际难题搬进讲堂，引导我们从“解决问题”出发，推动知识学习，鼓励我们“敢于质疑现有结论，敢于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他始终将“为祖国服务”作为育人的根本。在培养科技人才时，不仅关注其学术能力，更强调用自己归国报国的亲身经历激发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的使命担当。

中央总结的这六点抓住了学习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在学习钱学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在科技前沿为国争光的当代模范。例如，南仁东使中国射电天文领先世界(打造“中国天眼”FAST)。屠呦呦(从古籍中找灵感，发现青蒿素，拯救数百万疟疾患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研究成果、黄大年放弃英国国籍，回国突破地球探测技术，用生命诠释报国之心。黄旭华、潘伟建及其中国量子科学研究团队、“北斗”卫星、遥感卫星研发等青年科学家。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科学院，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要求中国科学院立足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对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提出明确要求。即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特别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生逢其时、责任重大”，需要坚持理想与脚踏实地并重，勤学善思、勇于突破，将个人理想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

三、我们自己所受到的毛主席亲切关怀和钱学森的具体指导

我的亲身经历体会到：毛主席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人。特别在我国尖端高科技领域毛主席更是坚定的最早创导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高科技领域之林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美苏等国对我国进行了长期封锁，美帝头子至今还在叫嚣要与我国展开科技战!在那一穷二白的艰难环境下，毛主席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一样，为发展我国尖端科学技术进行了艰辛地探索。毛主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新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确立了正确发展路线，对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大家要知道，新中国是在经历数十年战火，留下一片废墟，且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后来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进行的!以下以我国卫星遥感的早期发展为例，谈一下毛主席亲切关怀和钱学森的具体指导所起到的开创性、奠基性作用：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科学综合性研究机构。当时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是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1950 年春，作为气象及地理学家的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 年地理所正式挂牌后，竺可桢特别重视气象及地理学研究引进新技术，是中国科学院早期遥感研究的重要推进者，为科学院早期遥感科学发展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1954年9月底，毛主席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协定中包括“航空摄影测绘技术”。中科院地理所按照这个协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综合利用研究组”。开拓了我国从空间观测地球的新领域。后来，在北京密云县南邵人民公社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综合利用野外试验站”。这就是航空遥感的开拓创新，也是后来钱学森指导我们搞卫星遥感一再强调的基础研究工作。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闭幕会(1月20日)上，毛主席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随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其指导方针实“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采取“以任务带学科”模式。其任务规模涵盖13个领域，提出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并从中确定12项重点任务。对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四项新兴学科采取紧急发展部署，并秘密列入原子弹、导弹研制任务。为了执行这一《纲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地理所名誉所长)向苏方争取了两位专家来华讲学，在地理所(南京)开办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判读与制图技术”培训班。参加的13位学员后来都成为了我国航空卫星遥感应用的领军人物。这其中就有我的三位恩师。竺可桢副院长亲自给我们讲故事：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后，应苏联科学院要求，在我国范围内组织了观测。以此为借鉴，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联名向党中央建议开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研制，得到毛主席的首肯，在同年12月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提出：“再过十年八年，卫星、火箭(我们)都可以造。”1958年5月17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吹响了中国人民进军太空的号角。毛主席还批准成立了国家专门机构，开展“两弹一星”的研制。

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在参观了钱学森等的导弹和人造卫星模型后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首次较完整地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

1960年4月1日，世界上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为了应用地理所组建了辐射气候研究组，率先为卫星气象学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竺可桢副院长发表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年8月)。毛主席看到这篇论文后，约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对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进行科学探讨，并探讨了我国发射人造卫星的可能性。

1963年9月毛主席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批语“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能避免的”。

1965年1月，我国自力更生实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即“651”人造卫星工程。1967年1月，又实施了代号为“671”的航天工程。我们所参与了“人造卫星工程系列地图”研制，为空中飞行器的导航系统提供技术支撑。并对一批“人造卫星发射场”等重大工程进行了航空调查选址评估。

1969年5月，我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应用研究组。经过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利用简陋器材，于1970年4月成功地研制出能接收清晰气象卫星云图设备。竺可桢副院长参观后，立即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相关研究所推广。1970年4月24日，以钱学森为首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受这两件人造卫星重大事件鼓舞，中国科学院首次将“从宇宙空间研究地球”列为地学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写入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1972年7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也称遥感卫星)。我国《参考消息》报道时，不知“Remote Sensing”怎么翻译?请我所卫星组的闫守邕等翻译为中文的“遥感”首次在正式文章中发表。紧接着编译了《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及其应用》一书，推动了我国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应用的发展。我们还通过第三方引进了当时美国对中国封锁的地球资源卫星图像数据。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数据，1972年7月，由我主持筹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卫星像片判读应用研究室”“遥感”科技也开始在全国普及。可就在此时，我院的卫星应用项目被众所周知的原因暂缓执行，航空卫星像片判读应用研究室面临解散。于是，王长耀、闫守邕、魏成阶联名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反映地球资源卫星应用的重要意义及其我们遭遇的困难。毛主席通过《内部参考》看到后，批示：“卫星项目不能下马”“反映的困难由中国科学院解决”当时，周总理驻中科院联络员刘西尧等同志对此极为重视。认为“卫星应用大有可为”对“卫星对地观测技术”表示了高度关注，并做出了中科院要自行研制地球资源卫星及其设备的重大决策，并委托地理所率先完成“关于开展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研制”的调研工作。接受委托后，我们马上组成了由陈述彭院士任科学顾问，魏成阶任组长，童庆禧任副组长，共有13人参加的“中国科学院地球资源卫星应用调研组”经过一年多对全国60多家应用单位的调研和对国外资料的查询整理，于1974年2月27日完成了《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意见》的调研报告，汇报给中国科学院。报告内容包括：

1、中国科学院委托地理所调研地球资源卫星总报告——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建议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规划意见。

2、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所需研制的仪器设备。

3、开展“关于开展遥感研究工作意见”及其1975年遥感研究工作的经费要求。

该报告由中国科学院上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1974年4月5日，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希望把中国科学院搞的地球资源卫星研究项目列入国家计划。郁文秘书长命令地理所负责人左大康和魏成阶，将《中国科学院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报告》紧急送到会场，分发给会议代表审议。

1975年4月24日，中国科学院邀请国防科委等14家有关部委、局负责人，介绍了关于研制中国地球资源卫星规划设想。同年5月4日，钱学森亲临中国科学院听取汇报。由童庆禧、魏成阶分别详细汇报了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需求情况。钱学森听完汇报后发表了长篇重要意见和建议。这些重要意见和建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发展卫星遥感科学技术的战略设想。

钱学森在会上着重讲述了当时我国有关卫星制造、卫星测控、卫星运载和卫星载荷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展望。特别指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建议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的优势，从对地观测的基础抓起。这个基础就是“遥感技术”。没有遥感就没有卫星的眼睛。而遥感又涉及可见、红外、微波等传感器系统以及地物光谱的测量等。钱学森强调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抓12年科技规划采取四项紧急措施那样，摆在重要的位置来抓。只要把遥感技术搞上去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也就水到渠成了。同时建议要充分利用好当前美国地球资源卫星的数据资源，使其很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钱学森还多次将自己收集整理、保存的关于国际上研制遥感卫星的详细资料转送给我们参考。后来，还分别于1975年7月5日、7月8日再次就我国发展卫星遥感提出了较详细的进一步战略性、方向性的建议。

当钱学森知道我们这些搞卫星遥感的人多数来自地理所的年轻科技人员时，不仅表扬我们具备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科研人员的能力，而且特别利用他的系统工程控制论对地理科学的新概念的认识，教育我们。钱学森利用他的系统工程控制论对地理科学的新概念进行详细论证，并说明了他所提出的科学体系的相互关系。他写信告诉我们这些地理所的年轻人，现代科学体系是一个开放、动态的分类框架。他将人类认知学问划分为11大部门，其中包括地理科学。他的科学认知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强调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整体性。他对地理科学新认知的要点，包括：

1、地理科学体系的地位是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2、地理信息科学的核心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

3、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主要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地理遥感信息模型研究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对象;

4、理论地理科学的重点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探索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并应用于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研究;

5、地理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提倡“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

6、地理工作者应树立“地理哲学”思想。把“地理哲学”作为地理科学的指导及其高度概括;

7、阐明地理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助力实现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与节约，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钱学森这些理论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的。至今对我们的空天信息创新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5年10月，中国科学院的卫星遥感等一批尖端科技项目，有可能再次被“整顿”下马，此时又是毛主席再次亲自过问，保留了这批项目，并派刘华清老将军来科学院亲自抓卫星遥感工作。当时的中科院负责人胡耀邦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再次列入中科院长远发展规划，并向中央专门报告。其中提到“遥感技术带动气象、海洋、天文、地质、资源和军事侦察技术”“ (中科院)于1985年成功发射地球资源卫星”

1975年11月26日，我国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尖兵一号”卫星。11月29日卫星成功回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这次带有特殊任务的返回式卫星，实际上是我国第一颗遥感卫星，所回收的信息资料，根据钱学森提议，由我陪同陈述彭院士到有关单位参加了判读分析。

1976年初，陈述彭院士建议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地球资源卫星考察团赴墨西哥考察。考察团由上海技术物理所匡定波院士带队，地理所童庆禧、魏成阶等七人参加。我们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用了一个月实地考察，基本掌握了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应用情况。考察回国正在总结时，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唐山7.8级大地震。经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进行了“唐山大地震应急遥感调查”会战。我参加会战指挥部领导的总体方案设计，在国内首次将卫星资料应用于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分析。我们利用地球资源卫星影像镶嵌成《京津唐渤张地区卫星影像图》并判读编制了《京津唐渤张地区断裂构造图》和《京津唐渤张地区活动断裂构造分析图》编写了相应的技术报告。报告结果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后，新华社通过“内参”作了报道。华国锋随即通知中国科学院“毛主席要调阅这一科技成果”我们紧急地把分析报告简要版打印成大字体，连同各种图件，由陈述彭和我送到人民大会堂。

由于有过毛主席对卫星遥感的两次批示，1976年10月在中科院设立了卫星遥感总体部。1979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遥感所的建立引领了我国卫星遥感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很快进入世界前列。

1980年，毛主席生前规划搞的一批尖端科技项目被大刀阔斧的砍掉了。结果造成了大量科技人员无事可干，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景象，引起了一些受到过毛主席亲切教导的老科学家的极为不满。于是，由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必须跟踪国际尖端科技，经调查研究形成了我国的863计划。(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先行者，担任过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项目的总工程师。王淦昌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隐姓埋名17年。杨嘉墀是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参加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等的研制和设计工作。陈芳允是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主要负责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量控制系统)遥感所得以继续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从“六五”到“十二五”连续7个五年计划中有关遥感技术及其应用的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项目等。先后承担了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即联合国援助的中国国家遥感中心研究发展部;构建了我国第一个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第一个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主持并主要承担了第一个遥感国家重大科学基金项目“遥感信息传输及成像机理研究”;第一个遥感攀登计划项目“地表能量交换的遥感定量研究”;第一个遥感863和973项目“陆表生态环境要素主被动遥感协同反演理论与方法”;第一个遥感国家重点基金项目“地物结构特征与地物方向谱之间关系几何光学模型”;同时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地面应用系统的建立;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第一届遥感国际讨论会。如第一届全球雷达遥感与应用研讨会、第一届多角度遥感研讨会、第一届数字地球国际会议等;主持实施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腾冲航空遥感试验(1978-1980年)》;主持我国第一个能源遥感实验项目《雅砻江二滩水力开发可行性若干问题综合研究》;主持我国第一个城市环境遥感实验项目《津渤环境遥感监测及应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幅全国黑白卫星影像图(1975年)和第一幅彩色卫星影像系列图集(1984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遥感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我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先后对遥感研究工作做过批示，鼓励我们好好工作。作为当事人的我，深刻体会到：党是那么关心我国卫星遥感科技事业的发展，是那么爱护年轻的科技人员。培养科技人才是发展科技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一定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年轻科技人才，要让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让他们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环境中成长。

回想1972年我们筹建我国第一个卫星应用研究室时，仅有35人。1979年建成遥感应用研究所发展到500多人。2019年中国科学院将研究遥感科学有关的三个单位整合成为现在的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2014年我已退休)现有职工近五千人。其中有国家和科学院重点实验室21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一级和二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20个，在读研究生约2000人。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成为我国光电工程、航天航空及其卫星遥感应用等领域，兼具总体管理与技术职能的国家级重大科学研究单位。历史早已证明，中国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能有如今的成就，不是一代人的功绩，而是几代人接力探索的结果。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钱学森同志具体指导的结果。

我总结了一下，钱学森对我国卫星遥感技术发展的主要贡献是：

1，确立了关键概念“Remote Sensing”的最终译名。“Remote Sensing”是1964年代，国际测绘学会上开始出现的概念，当时我们国内和日本的一些学者最初译为“远测”“遥测”“遥控”等，是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肯定将其翻译为“遥感”是最准确的，最能准确地表达该技术的内涵。由于钱老的首肯，该单词一直沿用至今，为卫星遥感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概念基础。

2，倡导与推动遥感技术基础研究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遥感事业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20世纪60年代，他与王大珩等科学家意识到遥感技术的战略性重要性，向中央写信力主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对遥感技术的关注和重视。

3，制定发展方向与规划 ：1975年7月，钱学森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关于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情况汇报时指出，当时我国发展太阳同步地球资源卫星的条件不成熟，应首先从基础的遥感技术抓起。他建议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抓12年科技规划中四项紧急措施那样，将遥感技术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为我国遥感技术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4，促进具体技术研究与应用 ：钱学森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微波摄像技术研究。1976年，他在收到姜景山院士关于重视抓“微波遥感”的建议和相关文章后，多次回信与姜景山探讨微波摄像技术的名称、体系等问题，并希望他能将相关研究内容整理成专著，为我国微波遥感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5，推动遥感技术实践与发展 ：在钱学森讲话的指引下，1976年我国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遥感技术规划会”，1978年中美双方开始了中国科学院卫星地面站的建设，1978-1980年我国“腾冲遥感”实验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丰硕成果，1999年我国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CBERS-1)发射成功，这些都离不开钱学森的推动和指引。

四、我国现阶段高新科学技术要高速发展，仍然需要毛主席路线指导

中国革命与建设，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部胜利最根本的保障是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的指引。这已经是历史事实早已给出了最响亮、最不容置疑的答案。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需要正确的路线引导和政治制度的保证。正如毛主席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现在的新时代也不例外，这个“纲”就是科技发展究竟是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坚持科技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敛财的工具。其实质就是要让技术进步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新时代仍然需要重新审视毛主席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我们怀念毛主席时代是为了向更高阶段继续前进!新时代的科学技术愈是要高速发展，愈是迫使我们要回归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国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仍然还需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导。

毛主席虽然逝世多年了，在这个新时代，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仍然掌握有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正确路线指导。只要有毛主席发展科学技术正确路线的指导，我国才会有今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今年九三大阅兵中六个型号的反导防空装备首次集体亮相，集中表明了中国已构建起多段多层反导拦截体系。可这些都是毛主席生前就规划好了的，是一大批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出干扰，坚持用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正确路线作指导，搞出来的。那种靠“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是绝对搞不出来的。现在，我们缅怀毛主席为新中国科技发展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老人家站得高、看得远，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认识和驾驭能力的确比党中央很多领导人和我们这些从事多年科技工作的人都要高明得多。

我还要强调：毛主席关于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路线也绝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正如周总理这位与毛主席风雨同舟、对革命的艰难曲折有着最切肤之痛的伟大战士，所总结那样“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听了什么集体智慧”。不是毛泽东思想附属于集体智慧，而是集体智慧必须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来源、寻找方向、获得生命!因此，我坚定不移地表示：确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回归，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科学、正确地评价毛主席的路线始终指导我们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理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关系到我们能否守住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关系到我们未来的道路究竟该向何方去的最根本政治问题。

以我们中国科学院为例，主要是研究现代尖端科学技术的国家机构，科学研究体系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批准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没有丝毫地懈怠，深知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他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技发展体系。这个体系甚至是修正主义无法撼动的。直到目前，包括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的一切科学技术进步都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实科学技术基础，就没有今天“科学的春天”。在毛主席的关心和钱学森的具体指导下，不仅为中国的科学研究确立了研究方向、机构框架，奠定技术基础。而且通过重大科研项目实施，推广普及科学技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应用及其产业化。例如，我院建立的自主遥感技术体系，在资源调查、灾害监测、国防、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了多个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为21世纪中国遥感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射了200多颗不同类型的人造遥感卫星。其中，100多颗遥感卫星都与中国科学院的卫星遥感研究有关。

毛泽东时代，党把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这是人民对我们的选择与信任。如今我们都进入到了耄耋之年，但在我的脑子里依然保持着毛泽东时代火热的科研印象。我国今天的科技进步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延续和积累的科学能量的释放。那些无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功绩，甚至抹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否认毛泽东思想及其正确发展路线的当代价值是非常科耻的!那种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功绩，否认毛泽东思想及其正确的发展路线的坏人坏事，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它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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