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加沙、热那亚与毛泽东
蓝星依旧遍地污恶，但总有勇者在放声高歌。
这是冷战终结之后，晚近三十年来我个人最为由衷钦佩的一次史诗般的非政府组织跨国行动。
这个世界好像又年轻了——像它半个多世纪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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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始，满载医生、护士、记者、人权律师、国际法专家以及各国社会活动家，以及食品、医疗物资和其他紧急援助物资的“苏穆德船队”(又称“全球坚韧舰队”)，以五十艘船只的规模浩浩荡荡横渡地中海，驰援被以色列军队封控的加沙。
包括瑞典“环保公主”格蕾塔·通贝里在内的这支庞大船队，此番并非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延续了多年来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尝试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努力。
除了运送物资这一短期目标，船队更深层次的诉求则是在于通过非暴力的直接援助行动，挑战以色列对东地中海海域进行军事封锁的合法性，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人道危机的持续关注。
然而自9月下旬船队愈发接近以色列封锁海域，各类危险接踵而至：除了以色列军方的公开威胁，地中海沿海的诸多国家同样开始放弃对苏穆德船队的保障。
典型如再度上演朝秦暮楚传统艺能的意大利…
意大利国防部在9月底表示，一旦苏穆德船队进入距离加沙海岸线278公里以内，随行的意大利护卫舰将停止航行。
苏穆德船队随即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再次重申：船队将继续航行，打破封锁的人道主义要求不能被拖回港口。
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则回应：
我预计船队船只将在公海被拦截，活动人士将面临逮捕。
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更是尽显卑态：
船队的援助任务可能会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沙和平计划’……
自船队离开北非海域以来，以色列的军事干预其实就没有停止过，包括水炮、军机威慑等行为持续不断。
正是在此千钧一发之际，震动地中海海域、乃至轰动全球的一场政治运动适时爆发——9月22日，热那亚码头工人联合意大利全国十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宣布封锁热那亚港口通道，并瘫痪利沃诺等港口运营，从而促使意大利西北部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五天后，热那亚码头工人又成功拦截驶向以色列的“以星新西兰号”货船，阻止武器运输。
工人们围立在集装箱之间，高举巴勒斯坦国旗，迫使港口的起重吊车停止运转，整个热那亚港陷入停摆状态。
抗议者们高呼“不为以色列运送一滴血”，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反对战争，反对意大利港口成为向冲突地区输送物资(尤其是潜在的军事物资)的中转站。
热那亚港是欧洲最重要的航运停泊中转站之一，可停靠200艘船只，其中100艘可同时装卸。其中油码头可停泊25万载重吨油轮，炼油基地拥有通往瑞士、德国的输油管道，是欧洲海运的心脏中枢。
热那亚港一旦因罢工而瘫痪作业，将给整个地中海沿海商贸甚至整个西部欧洲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主导这次罢工行动的是意大利USB工会组织。
事实上早在8月，USB工会就已经对以色列发出警告：
只要我们与苏穆德船队的同志失去联系二十分钟，我们就会封锁整个欧洲。
听好了，我们将与我们的工会USB、所有码头工人以及整个热那亚的市民共同行动。
这个地区每年有1.3万至1.4万个集装箱运往以色列，但届时绝不会有哪怕一枚钉子从我们的港口流出!
如果USB工会的这段话还不足以让你热血沸腾，那么请再看一段他们于罢工当天的发言：
工人们重回舞台中央，呼吁公民，所有公民，站起来!
工人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续签合同，而是为了为遥远而饱受折磨的加沙人民伸张正义。
在这个自私和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民族团结和超越国界的兄弟情谊并非泯灭已久的价值观;相反，它们依然生机勃勃!
如果意大利工人的勇毅仍不足以让你心潮澎湃，那么且看在热那亚码头的风起云涌之后，整个欧洲的声浪迭起——
热那亚大罢工一天后，法国马赛港的工人宣布支持热那亚工人的抗议行动，拒绝处理运往以色列的军火集装箱。
他们表示：
我们不会为战争工作!
随后，希腊港口的工人也参与了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动，拒绝处理运往以色列的货物。他们与意大利工人一道，呼吁欧洲各国政府停止对以色列的航运支持。
两天后，斯洛文尼亚的劳工团体公开表达对意大利罢工运动的支持，强调欧洲工人应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压迫。
同一天，苏穆德船队的出发地——西班牙的工会和港口工人也参与了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动，表达对意大利工人抗议的声援。
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包括德国汉堡、塞浦路斯、黑山等工人和社会运动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支持热那亚工人的罢工，并呼吁停止对以色列的运输、各国应集体封锁以色列位于东地中海的工业物资通道………
伴随着格蕾塔·通贝里与她的船员们在地中海上雄浑激昂的《啊朋友再见》歌声，近九十年前那段解放法西斯意大利的游击队往事、乃至解放法西斯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史诗，隐隐绰绰，若隐若现……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曾有如此一段高亢书就：
当法西斯主义掌权时，大多数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毫无准备。他们无法相信人类会表现出如此邪恶的倾向、如此强烈的权力欲望、如此无视弱者的权利或如此渴望屈服。只有少数人知道，火山爆发前的那隆隆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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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一次的苏穆德船队行动与热那亚码头工人大罢工，还有一处引起了我的注意：热那亚港的工会，是有能力也有权力封锁港口的。
USB工会——全称为“基层工会联盟”(Unione Sindacale di Base, USB)的工人阶级组织领导的这场热那亚港口封锁与大罢工运动，不仅实质性地瘫痪了意大利最重要港口之一的运营、对以色列的航运利益造成了实际破坏，更是将意大利工会的权力、法律地位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推向了聚光灯下。
USB工会能够成功组织并执行对热那亚港的封锁，其权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植根于意大利独特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和社会传统之中。
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在宪法赋予的广泛权利与成文法设定的具体限制之间不断进行博弈和动态平衡的结果。
意大利工会权力的最顶层设计源自其1948年颁布的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会和罢工的法律地位。
比如第39条明确规定：
工会组织是自由的。
它保障了工人自由组建工会的权利，并赋予注册工会法人资格，使其能够签订对行业全体人员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劳动协议。
再如第40条对罢工权的保障，在近八十年前标志着罢工从墨索里尼时期的刑事犯罪，一跃成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 。它承认罢工是工人用于捍卫自身利益的合法工具，是劳资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
因此，从宪法层面看，USB工会组织罢工、封锁港口的行为，其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正是宪法第40条，罢工被赋予了运动一种先天的、强大的正当性光环。
这让人不由想起，东方的工人运动领袖——毛泽东主席亦曾有指出：
应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介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在1975年的宪法中，第二十八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那是罢工权第一次出现在新中国的宪法之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我们再次对宪法进行修订，第四十五条仍然规定：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而USB工会这次能够封锁热那亚港并发动罢工，除了宪法保障的罢工权之外，其对于港口的“经营主权”与“参议权力”同样是促成运动得以发起的政治关键。
意大利的港口，包括热那亚港，其土地和核心基础设施(如防波堤、航道、公共码头等)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公共财产，其所有权最终归属国家。
因此名义上，港口是属于政府的，而非工会。
但是，实际运营中，对港口进行日常管理和战略规划的核心机构是意大利的各个港务局，而港务局本身则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公共机构。
港务局的治理结构可以说是体现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原则，其董事会成员包括：国家政府代表、地方政府代表(与港口有直接商业关系的省级和市镇当局)、商会代表(如热那商会)、雇主协会代表(船东、实业家、商人)——以及工会协会代表 。
尤其是经历1994年的港口改革之后，其结构清晰地表明，意大利的工会(如CGIL等主流工会和USB等基层工会)在港口的治理中拥有一个制度化的席位。
他们是港口决策过程的合法参与者，可以在董事会会议上发声，影响港口的发展规划、费率制定和用工政策。
这就使得工会在港口事务中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压力团体，更是一个内部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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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运动主角USB工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工会联合会，成立于2010年，由多个更小、更激进的“基层工会”合并而成 。
从它的名称本身就揭示了其组织哲学：自下而上、植根基层、强调工人的直接参与。
USB拥有全国性的组织架构和约二十五万名成员，在公共部门(如交通、医疗、教育)和物流行业(如港口)尤为活跃 。
意大利政治光谱的层面而论，USB毫无疑问是十足的极左翼。
从意大利社会的实际分析，USB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传统三大工会(CGIL, CISL, UIL)被劳工群体认为日益官僚化、温和化和脱离群众化的一种侧面批判。
USB工会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式军事化，行动常常与国际政治事件紧密相连，比如这次热那亚事件中的反战立场，他们明确拒绝被雇主或政府拉入“种族灭绝的共谋”，坚决抗拒与以色列这样的“战争罪犯”为伍。
相比于意大利传统工会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问题，USB更青睐使用罢工、封锁、占领等直接行动手段。
他们甚至提出了“反叛罢工手册”的概念，并强调“不提前通知”的突发罢工，以求最大化其冲击力。
更难得可贵的是，USB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
早在2021年，其领导的里窝那港工人就曾拒绝为一艘运载武器前往以色列的船只装货。
三年前，他们也曾指责比萨机场装载非人道主义物资运往乌克兰战场。
USB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放下武器，提高工资”，可谓精准地将其反战立场与工人的切身经济利益在宣传层面结合起来。
作为对比，那个看起来政治能量更庞大、政治能力更突出、政治历史也更悠久的意大利总工会CGIL(Confederazione Generale Italiana del Lavoro)，当苏穆德船队在北非突尼斯遭遇以色列军用无人机威胁时，它无动于衷;当USB发动起声势巨大的罢工运动时，它又仿佛“恍然大悟”一般参与进来——可谓完美展示了最近三十余年来全球大部分国家所谓“工会”的政治德行。
身位意大利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一个根深蒂固的建制化力量CGIL与意大利共产党(PCI)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随着冷战结束和意大利政治格局的变迁，这种党派色彩日渐淡化，它在今天的工作重点更多是通过全国性的集体谈判来维护和改善劳动合同、养老金和社会福利体系。
尽管CGIL偶尔也会组织罢工，但它的行动通常更加程序化，也更注重与政府和资方的协商——说白了，建制派工会的“罢工”往往是作为一种施压手段，以期回到谈判桌上。
这也是为什么USB时常会批判CGIL的原因。
从组织关系上看，USB与CGIL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甚至，USB的崛起正是对CGIL所代表的传统工会模式的一种“阶级叛逆”。
激进的意大利基层工会已不止一次批评CGIL等主流工会过于妥协、与权力精英关系过密，从而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从USB自身组织的多轮行动，他们对得起自己之于传统工会的鄙夷——如去年11月领导的全国性大罢工及游行，USB带领劳工要求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和提高居民收入，包括缩短工时、提高薪资并改善保障;而今年的罢工更是波及了交通、医疗、教育等多个关键行业 。
半年多前，USB工会还曾在热那亚举行全国示威，将争取和平与提高工资两大诉求相结合，充分展示了其将经济议题与政治议题捆绑动员的能力。
这些，几乎是早已官僚化的意大利总工会难以做到的。
4
透析意大利工人、工会在意大利社会中的政治强势，不得不提的就是1970年出台的《工人法》，这是比前文述及的宪法第39、40条更为强调工人阶级政治权益的专项法本。
这部法律被誉为意大利劳动法皇冠上的明珠、“工人的宪章”，其核心目的在于保护工人工作的自由、尊严和工会活动权利。
其中，多项条款直接构建了针对罢工工人的“防火墙”，使雇主的报复行为寸步难行。
比如第15条：禁止歧视性行为。
该条款明确规定：
任何因工人加入工会、参与工会活动或参与罢工而对其进行解雇、处分、调职或施加任何其他不利待遇的协议或行为，均属无效。
比如第16条：禁止歧视性经济待遇。
该条是第15条在经济待遇上的延伸，明确规定：
禁止对参与罢工的工人给予比其他工人更差的工资或其他经济待遇(除了因未提供劳动而合法扣除的薪酬外)。
比如第28条：压制反工会行为。
这是《工人法》中最具威慑力的条款之一，它赋予了全国性工会一项强大的程序性权利：
当雇主采取任何“旨在阻止或限制工会自由和工会活动以及罢工权的行使”的行为时，工会可以向地方法院劳动法官提起紧急诉讼。
而“反工会行为”的定义则非常宽泛，在司法实践中包括但不限于：
1、解雇或威胁解雇罢工工人;
2、雇佣替代工人(即“工贼”)来顶替罢工者的岗位。判例法明确指出：“在罢工期间雇佣临时工或签订固定期限合同以替代罢工工人是非法的”，这是对罢工效果的根本保障，确保了罢工能够对生产造成实质性压力;
3、对罢工组织者进行不合理的纪律处分;
4、不当干预或阻挠合法的罢工活动。一旦法院认定雇主的行为构成反工会行为，法官有权下达紧急命令，要求雇主立即停止该行为，并消除其影响。这意味着法院可以命令雇主撤销解雇决定、恢复工人的原职、支付赔偿金等。这种快速、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使得工会在面对雇主打压时，能够迅速获得法律支持，极大地降低了工人参与罢工的后顾之忧。
显而易见，这部横亘意大利国史已逾半个世纪的“工人阶级保护法”，是资产阶级与政府脑袋上的一根政治紧箍咒。
它约示着一个谁也推翻不了的真理：只要工人“不高兴”，他们随时有权力发动一场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而不受到报复。
深究历史的演进，意大利劳动相关法律的立法哲学深受二战后欧洲左翼思潮的影响，而现代欧洲左翼运动的诸多理论来源与权威指向，既非宗教层面的天主教思想，更非苏联传播的事实性“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来自于遥远的东方。
只要稍有回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便不难意会彼时的欧洲深受如何之影响。
二战后，凭借工业复苏、消费人口崛起和马歇尔计划的投喂，意大利经历了所谓的“经济奇迹”。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国家工业化进程迅猛，GDP年均增长率超过6%。
然而，这种高速增长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模式之上。
首先是南北发展失衡与大规模国内移民问题。
工业发展高度集中于北部的米兰-都灵-热那亚“工业三角区”，这导致数百万贫困的南方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涌入北方工厂成为产业工人。
这些“新工人”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冲击和地域歧视，更被置于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比如“泰勒制”下的高强度劳动。
意大利北方的大型工厂，特别是菲亚特等汽车制造企业，普遍实行泰勒制和福特制流水线生产。
这种流水线式的管理与生产模式几乎将工人简化为机器的附庸，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恶劣，工伤事故频发，工人的尊严和自主性被剥夺殆尽。
同时，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和高额利润，企业与意政府长期执行低工资政策。工会虽然存在，但在工厂内部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工人缺乏有效的集体谈判权和申诉渠道，任意解雇现象十分普遍。
这种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与社会层面的严重剥削形成鲜明对比，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埋下了深厚的伏笔。
进入6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加剧，工人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适逢此时，东方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很快便将进步思想吹拂向西——
来自东方的“炮打司令部”口号，被意大利激进派解读为对一切僵化、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包括传统的工会和左翼政党)的挑战——这与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中反感工会官僚的情绪产生了共鸣;
来自东方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论断，为意大利激进派提供了理论依据，去相信和依赖工人的自发斗争，而非等待政党的指令;
来自东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打破了“革命成功后一劳永逸”的传统观念，这种“继续革命”的精神，激励了意大利激进派将斗争视为一个永不终结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挑战现存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名为“为人民服务”的意大利毛主义团体的诞生，就是东方革命思想对欧洲社会直接影响的典型体现。
包括安东尼奥·奈格里这样的“工人主义”理论家，将文化大革命视为国际阶级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并从中吸取理论灵感，这已经显示出西欧阵营内部的左翼力量对苏联式官僚社会主义的鄙弃。
前文提到的意大利龙头汽车企业菲亚特的工人，他们彼时明确提出的口号“Vogliamo tutto”(我们什么都要)，非但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宣言，反而是一个可被分解为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目标：要求由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组成委员会，与资方就生产速度、劳动环境、奖惩制度进行谈判;要求工会有权在工厂内张贴海报、召开会议;要求废除因言获罪的厂规，保障工人的政治表达自由;最重要的是，要求结束资方随意解雇工人的权力。
这几近契合中国《鞍钢宪法》的阶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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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毛泽东为何能在意大利走红，必须首先理解当时意大利所处的独特历史坐标。
除了前文提及的战后“经济奇迹”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激化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传统的左翼力量——长期作为西方世界最大共产党的意大利共产党(PCI)也正经历着深刻的理论与政治危机。
在陶里亚蒂“结构改革”和“走向政权的意大利道路”的理论指导下，意共彼时已逐渐议会化、体制化、建制化。
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随后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更是沉重打击了苏联模式在西方的吸引力，使得意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
对于越来越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而言，意共显得过于保守和官僚，甚至被视为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器之一。
正是在这种对内(意共的“修正主义”)和对外(苏联模式的僵化)的双重群体性失望中，意大利的新左派应运而生，比如意大利毛主义团体，比如意大利共产党(马列)。
他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榜样。
诚然古巴革命的成功和切·格瓦拉的形象一度提供了灵感，但真正提供了一整套宏大叙事和革命模式的，是遥远的中国，是伟大的毛泽东。
在意大利，对毛泽东思想最为敏感和热情的群体，无疑是大学生和与他们紧密相连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的进步人士。
他们是新左派运动的先锋，也是毛泽东思想最积极的传播者和诠释者。
比如主要由年轻人群体组成“工人力量”组织就曾提及“中国文革”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核心概念与意大利本土的激进思潮发生了奇特的化学反应。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毛主义-自发主义”(Mao-Spontaneity)这一术语的出现，它精确地概括了当时许多意大利激进团体的特征：他们既欣赏毛主义所代表的革命意志和组织纪律，又深受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影响，强调群众斗争的“自发性”，反对任何形式的先锋党领导。
这是一种典型的理论“混搭”，反映了意大利知识分子在面对毛泽东思想时的主动选择与创造性改造。
无论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至少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影响是垂青长史的。
在罗马、米兰、都灵、特伦托等大学城，各种信奉或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学生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团体往往以“马列主义”为名，以区别于他们眼中的“修正主义”意共。
他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在游行示威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在意大利被称为“红宝书”，Libretto Rosso)，将其作为身份认同和反叛姿态的标志。
甚至直到1986年，在乌尔比诺召开的毛泽东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都依旧不妨视作这股思潮在学术领域经过岁月沉淀后的一个迟来的回响。
甚至之甚至，毛泽东思想的冲击波同样撼动了“建制化”的意大利共产党。
尽管意共主流派对中国的激进路线持批评和疏远态度，但党内始终存在着支持中国立场的声音，比如党员彼得罗·塞基亚就曾批评意党的意识形态软化，并强调与中国党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6
如果把时间拨往一个横向的历史范围，半个多世纪前的全球，可谓赤旗插遍，红歌嘹亮……
早在50年代末，美国就兴起了一系列“新左派运动”：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反战游行、环保运动，这些对抗麦卡锡主义的底层觉醒运动，其理论基础来自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但是现实指导则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
进入六十年代，时代的齿轮无疑大幅度加快。
在《十六条》发布半年之后，1967年1月，上海市爆发“一月革命”，由上海市人民群众自己组织革命机构和纲领，夺取了上海市的一切行政权力。
于毛主席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上海人民建立起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又在毛主席的亲自建议下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尝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苏联修正主义逐步走向垄断式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内资本复辟、官僚权贵做大)而日渐消沉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绽放出了一抹光芒，告诉世人：无产阶级革命仍然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存在着。
也正呼应了1956年毛主席给出的一个深刻的指示：
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同年，意大利的都灵、比萨、那不勒斯等城市相继爆发学生反对现行大学制度的罢课，后逐渐演变为占领大学的风潮;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的学生运动大潮，也使西德许多大学陷于教学瘫痪。
文艺界与体育界的风声更是磅礴。
下面这位人物是保罗·布莱特纳，前联邦德国著名球星，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足球黄金时期的主力右后卫，他就是一位著名的毛泽东主义者与格瓦拉崇拜者。
早在1959年，毛泽东的诗词就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在米兰出版，这为意大利文化界了解毛泽东的另一面——作为诗人和文人的一面——打开了一扇窗。
进入六七十年代，《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各种意大利文版本更是广泛播撒，成为左翼书店的畅销书。
一些出版社，如“意大利东方出版社”，在传播毛泽东著作和中国革命思想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毛主席本人也曾接见过该出版社的代表团 。
此外，一些学术著作也开始出现，如Giorgio Melis在1971年出版的《毛的中国(1949-1969)》(Cina di Mao (1949-1969)) ，标志着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开始进入学界视野。
最为露骨的自然就是法国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他在1967年拍摄的《中国姑娘》中直接描绘了一群法国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尝试将其付诸实践的故事。
这部电影在整个欧洲左翼文艺圈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间接宣扬了来自东方的革命思潮席卷欧洲。
除了欧洲，邻近的日本声势亦是浩大，116所大学先后罢课，日本的学生高举毛泽东语录横幅，与冲进学校的警方紧张对峙，冲绳的民众甚至破天荒地开展大规模反对美军与美帝国主义的游行。
1968年春夏之交的法国，“欧洲革命老区”更是江山一片红，法国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酿成5月10日的“街垒之夜”，总人口5000多万的法国有1000多万工人罢工，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
这场著名的“五月风暴”中，学生、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中高举着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的画像，和“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等大幅标语。
事实上，正是法国的“五月风暴”与次年意大利的“炽热之秋”，这两大运动直接推动了前文重点介绍的意大利《工人法》的出炉。
《工人法》的核心理念就在于承认劳资双方天然的力量不平等，并通过立法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进行倾斜性保护。
因此，这部法律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了在劳资之间“中立”地调解，而是为了“赋权”于工人。这种立法哲学渗透到司法实践中，使得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也倾向于做出有利于保护工人权利的裁决。
整个六七十年代，几乎全球的学生与工人都在举起赤旗和毛主席头像，无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还是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
而世界工农学生革命的核心风暴眼，自然是在中国——正在轰轰烈烈“第二次建国”的中国。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大的政治报告中直言：
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
跋
文章最后，以两段意大利球迷广为传唱的看台歌曲作为本文收尾吧。
一首是热那亚、特尔纳纳等俱乐部的球迷经常歌唱的《劳动者之歌》。
这是意大利最早的工人运动歌曲之一，创作于19世纪末，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党歌。它代表了左翼运动的源头和传统，歌词充满了对工人阶级力量的赞美和对未来社会变革的期盼：
Su, compagni, in fitta schiera, Sul decennio che finì, Innalziamo la bandiera Del lavoro e dell'avvenir. Rosso il fiore della fede, Le speranze nostre avvalora: Il gran dì che tutti anela Spunta già con l'aurora.
来，同志们，排成紧密的队伍， 在这十年结束之际， 让我们升起那面旗帜， 属于劳动与未来的旗帜。 信念之花是红色的， 它让我们的希望更加坚定： 那人人都渴望的伟大日子， 已随着黎明一同出现。
另一首是利沃诺球迷(利沃诺是意共发源地，距离热那亚仅百余公里，利沃诺俱乐部与利沃诺球迷也被称为意大利之“极赤”)的看台之歌，《前进，利沃诺的同志们!》：
Alè alè Livorno alè, Combatteremo e vinceremo insieme a te! Siam le Brigate Autonome Livornesi, E lotteremo sempre per il comunismo! Bandiera rossa la trionferà! Bandiera rossa la trionferà! Evviva il comunismo e la libertà! Viva Lenin! Viva Stalin! E viva Mao Tse-tung!
加油，加油，利沃诺，加油， 我们将与你一同战斗，一同胜利! 我们是利沃诺自治旅， 我们将永远为共产主义而战! 红旗必将胜利! 红旗必将胜利! 共产主义与自由万岁! 万岁，列宁!万岁，斯大林! 以及，万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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